“告官”药商贝庆生：诉讼就是最好的“公关”.docVIP

“告官”药商贝庆生：诉讼就是最好的“公关” 图/GETTY 图片编辑/董洁旭 　　53岁的药商贝庆生告了13年的官。 　　被他告过的有国家发改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物价局。前前后后近百场官司，不过为了两件事：药品定价和药品审批。 　　就在今年2月，他刚刚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国家发改委。起因是，在湖南省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中，一种比同类产品高出20倍的阿奇霉素普通片中标。贝庆生认为，单独给这款产品定价没有法律依据，有失公平公正，使他所生产的产品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他因此向国家发改委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在国家发改委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后，他同时起诉了湖南省发改委和国家发改委。 　　不过，在这历时13年遍及多省的近百起“马拉松式”官司的背后，贝庆生鲜有胜诉。 　　有人说他是“业内侠客”，也有人说他是“唐?吉诃德”，挥舞着长矛打抱不平。但是贝庆生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广泛通过“公关”打开市场的医药行业，寻求法律救济的商人。 　　“在药品行业里，我们这样的企业就是勤劳的母狮子，每天要出去捕食;而那些大型药企就是公狮子，他们跑马圈地，并且享用我们的食物。”他用手指梳了梳灰白的头发，眯缝着眼睛说，“那么我们为了多得到一点食物，最好的选择就是寻求司法救济。” “都是一样的药，价格却差三倍” 　　“其实现在的案子和以前的没有什么两样。”贝庆生一边埋头翻找文件，一边无奈地嘟囔着，手边三十几个透明文件袋里装着的都是历年数十次诉讼的判决书。随手抽出几份判决书说：“这些都是关于药价的诉讼，从一开始就是。” 他已经懒得再去讨论官司的细节。 　　将贝庆生拖入诉累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份叫《国家计委关于单独定价药品价格制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单独定价制定通知》）。 　　这是专为拥有药品专利权的中国药企制定的定价政策。上世纪90年代末，跨国企业刚进入中国，专利法尚未出台，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各家药厂都是靠仿制国外专利药物为主。 　　彼时刚刚收回药品国家统一定价权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以下简称为国家计委），为鼓励外企能够把更多自主研制的新药带到中国，提出“原研药”的概念，即将企业原始研发的药品，包括化合物专利过期（包括行政保护期结束）的专利药品和同类药品（未能申请中国专利保护，但在国内首次上市的药品）共同划分为原研制类药品。“原研药”不受“国家降低基本药物价格”限制，实行单独定价，直接列入基本药物目录并享受全额报销条件。 　　此后，在2000年版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中的第七条进一步指出，“企业生产经营的政府定价药品，其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明显优于或治疗周期和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种药品的，可以向定价部门申请单独定价”。 　　基于对自己产品氧氟沙星片的自信，2001年8月，贝庆生依规定向国家计委提交了申报材料，申请单独定价并提出了相应的价格水平。4个月后，国家计委公布《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30种抗感染类药品单独定价方案（暂行）通知》，将广东贝氏药业生产的氧氟沙星100mg/片定价为最高零售价15.5元/20片。然而，在这份单独定价方案的通知中，贝庆生意外地发现，日本第一制药生产的同样规格的氧氟沙星却被定价为41元/20片，相当于他的三倍，而外资企业上海信谊生产的氧氟沙星的定价也是贝氏产品的2倍以上。 　　“同样的药，定价却相差两三倍，凭什么？”贝庆生觉得不公平。在他看来，国家计委将药品进行如此分类是越权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按照《单独定价制定通知》所说，“药品生产企业经营的政府定价药品，如果认为其产品有效性、安全性明显优于或者治疗周期、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种药品，可向定价部门申请单独定价，以体现按质论价的原则。”贝庆生提出了质疑，“怎样算明显优于？这是一个模糊的界定。” 　　事实上，“原研药”的概念一经推出，业内就争议不断，普遍认为制药企业很难提供质量与疗效相关联的资料，而不能证明“原研药”在疗效上的差异，仅凭借质量的差异得出“优质优价”的结论则很困难。这项在当时被看作“对知识产权进行补偿”的定价政策，也在实际中成为外资企业高药价的“尚方宝剑”。有统计指出，国内销售的原研药，97%以上都是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生产的。 　　对于贝氏药业而言，非但不能享受到原研药保护的成果，较低的定价反而将他逼进了一条窄胡同。由于在药品招标中明确规定，鼓励采购有外方知识产权的“原研药”，这样就算价格较其他同类药品高出许多，那些“原研药”仍然被招标医院们趋之若鹜。贝庆生抱怨道：“如果药品价格低，药店和医院就都不会卖我们的产品。”他进一步解释说，“政府定价的原则一般是维持医院、药店20%左右利润的空间，所以为了赢得更多的利润去支持每天所需支出的基本费用，医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