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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编辑理念探析 　　摘要：冯梦龙编辑思想的宏观架构由三个方面构成；“导恿”是冯梦龙编辑图书的宗旨与目的，“适俗”则是其所采用的必然策略与图书得以传播的必要手段；“传之而可久”的传世意识则构成高品质图书得以形成的内在驱动力，三个方面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关键词：三言；导恿；适俗；传之而可久 　　 　　冯梦龙是晚明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搜集、编订、出版的编辑家。他曾鼓励书坊重价购刻《金瓶梅》，增补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他创作过戏曲《双雄记》、《万事足》，并改编过他人多种剧本，合而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他编辑刊印民间歌谣集《挂枝儿》和《山歌》，编纂《太平广记钞》、《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等等。而这其中，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三言”的编撰。以“三言”的编撰为切入点，我们可以把握冯梦龙编辑思想的宏观架构，这便是《醒世恒言序》所言：“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一　“导愚”——鲜明的编辑宗旨 　　 　　明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旧有的道德体系面临瓦解，礼俗风习较之传统大有变异，消费意识日趋膨胀，奢靡之风日益弥漫，思想情感日渐解放。处于当下的冯梦龙具有独特的社会角色，一方面他是生活在市民之中具有市民意识的市民文人；另一方面他更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传统意识的传统文人，其内心深处始终把儒家经世济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放在第一位，诚如《中兴实录叙》所言：“余草莽老臣，抚心世道非一日矣。”这一点始终深刻影响着冯梦龙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并且进而决定着他的编辑活动。 　　中国古代早期编辑家、儒家思想的代表孔丘，其编辑思想的核心即是“垂世立教”，即通过编辑著作，从而为世人垂范，为社会立教。对冯梦龙而言，他同样是以弘道精神，形成了自己编纂“三言”的一家之说。从“三言”的命名与序言来看，冯梦龙将编辑小说看作一种传播之道，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在他看来，小说与《六经》、《国史》、佛道二教一样，皆是可以向人们灌输忠孝节义思想的工具，他说，“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籍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醒世恒言序》)“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序》)。 　　基于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冯梦龙确定了自己的编辑宗旨。这一点在《醒世恒言序》中表达最为清晰：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辞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正是其宗旨所在。所谓“导愚”，即是冯梦龙要通过“三言”表达自己针砭时弊、改良政治的愿望，并藉此“开拓民心，相劝行善”，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古今小说序》)，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衍庆堂本《警世通言》识语亦有言曰：“斟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人，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此等话语均说明了冯梦龙是以“导愚”、教化民众为编辑宗旨和目的。 　　在此基础之上，冯梦龙带着文化批判的责任感，以学术的眼光，拈出“情教”理论。冯梦龙视“情”为其文艺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情教”以内在的“情”而不是外在的“礼”，以顺从人性的自然而不是受规则的强迫来作忠、孝之事。他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叙山歌》)，强调情感在艺术中的渗透力。以此为切入点，冯梦龙对通俗读物进行了筛选，要求所编辑的内容“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以求“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警世通言序》)。 　　凌蒙初在其《拍案惊奇序》中明白指出：“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这可说是冯梦龙“导愚”宗旨的最好注脚，他希望以图书为载体，实现教化功能。 　　 　　二 “适俗”——精准的编辑策略 　　 　　怎样才能使起到“导愚”的作用呢?在冯梦龙看来，其前提是作品必须为读者所广泛接受；而要为读者接受，所编辑的图书必须“适俗”。所谓“适俗”，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要求作为编辑者的冯梦龙独具慧眼，明察图书市场信息，掌握读者阅读倾向的变化：其二，根据读者定位，从读者的文化需求编辑图书，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读物。 　　晚明时期，读者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读者成分经历了由官吏、文士为主转向官吏、文士与市井细民并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