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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觉到自信的魏晋之歌 　　摘要：“文学的自觉”不会突变，而是慢慢积累生成的。“自觉”是一种无意识，作为非职业作家的古代文人么来说，并没有形成抽象文艺理论的意识和职责，当有人将感性的文字上升为理性的结晶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发现的不仅仅是文字背后的意义，更是文字背后的人。 　　关键词：自觉；自信 　　文字的发明，让人类的活动不再如雁过无声般毫无踪迹，透过那厚重的文章，先辈的一切如画卷般展开，当文字不只是被动地记录历史，而且也能为人主动地渗透思想，表达情感时，那么这种自觉见证的必然是文字所创造的文学辉煌。 　　“文学的自觉”到底始于何时？1927年，鲁迅先生提出，曹丕的一个朝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先生也与此观点不谋而合。在随后的六十余年中，这个足以盖棺定论的说法一代又一代地被延续。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的问题，再度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甚至一度出现了论争比较激烈的情形。概略言之，大体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二是认为文学自觉发生在魏晋之后的六朝时期；三是在部分修改鲁迅和铃木虎雄说法的基础之上，持“魏晋说”立场。同一个“文学自觉”的命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说纷纭的解说呢？个中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文学自觉”的概念界定上标准不一。 　　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自觉的文学”呢？抛弃繁重的教科式讲解，自觉的文学应该是独立于政教之外的艺术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只要把这个“人”理解为哲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就可以比较真实而具体地反映文学本质的。当然，文学所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的人，除了人的外部特征外，更为重要的是指人的命运、心灵以及个性。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或者自觉的文学应该是艺术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 　　让我们首先以这个定义来衡量一下汉代的大赋，那浩浩荡荡，虚伪矫情的赞歌和奏鸣曲中，又怎么会存在人的气息！《七发》中的太子和吴客，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无是公等大赋中的代表人物，都是虚拟的。大赋作家设计他们，不过是让他们做一个传声筒，讲出一番“好山好水好风光”的话语来，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人。他们就像音乐符号，经过组合后所形成的是旋律优美的乐章，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此，大赋不可称之为“自觉的文学”，即便是命名为文学，也是要打引号的。说其始于汉代的说法不攻自破。 　　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只有前期量的积累才能实现后期质的飞跃，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将“自觉”僵硬化和固定化，就像河流一样，无数的水滴聚合成水流，数以亿计的水流汇成小溪，所以要明确的概念是，“文学的自觉”不会突变，而是慢慢积累生成的。“自觉”是一种无意识，作为非职业作家的古代文人么来说，并没有形成抽象文艺理论的意识和职责，当有人将感性的文字上升为理性的结晶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发现的不仅仅是文字背后的意义，更是文字背后的人。 　　西汉文人是倡优般的存在，没有知识分子的傲骨和自守，缺乏一种精神与人格上的独立性，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是有必然关系的。而这种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没有创作主体的自觉，那么文学本身的自觉就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了。沿着历史的河流，我们不难发现，东汉中后期，大一统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式微，使文人在长期的禁锢和压抑后，目光逐渐内敛，并因此而真正发现了自我，实现了文学自觉的重要前提――人的自觉。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觉地表现人和人生的文学有哪些内涵呢？主要是人的觉醒，即人发现了自己，并有意识的替自己代言，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减弱了。文学创作不再只是迎合君主和权力，而更多的是为了抒一己之情怀，获得心灵上的快感和自由。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在东汉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出现。 　　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归田赋》的出现。张衡十年磨一剑，写成《二京赋》。该赋的主旨是讽谏帝王公侯节俭，但可悲的是，这篇让张衡花费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赋，却丝毫未得到君主的重视。面对着国力衰退的现状，他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感逐渐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归田赋》中描写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景物清新和美，生活自由逍遥，诗人借此“娱情”、“纵心”。很明显，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成和树立，以张衡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发现之旅。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并逐渐取代大赋，一片繁荣之景。从此，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应该说，张衡的《归田赋》是文学自觉的一枝报春花。 　　鉴于此，我们可以明白“文学的自觉”并非突然产生，没有量的积累，不然不会发生质的飞跃。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与政治具有悖论性，魏晋时代，社会的动荡却给于了文学疯狂生长的机会和空间。这个时期吸收了前期的文学精华，揭开了唐代文学的浩荡大幕。汉末动乱的时代迫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