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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 　　作者简介：张翼星（1933-），男，湖南平江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当代中国哲学和教育研究；北京，100871。 　　摘要：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或大学，都有其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也不例外。我曾在《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一文中，主张区分北大的基本传统与其他传统。研究和确认北大的基本传统，要根据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北大人历代传承的学术文化上的鲜明气象和独立风格。从学术文化的观点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和基本精神。它从一个办学理念转化成北大校园内的一种学术气象和氛围，内存于北大的精神家园，熔铸在北大的学术事业上，铭刻在北大人的历史记忆之中，无须他求，亦无须多求。 　　关键词：传统；基本传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15-06 　　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或大学，都有其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是长期积淀并可世代相承的一种精神因素、可贵气质，和挥之不去的力量。由于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它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认真研究和确切把握并努力弘扬它的传统，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传统相定位 　　然而，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一种多方面的精神内蕴，可以从多维的视角去体认，北大传统的内容尤其显得丰富而复合。比如，从社会改革的视角，可以肯定北大的乐于担当和敢于为天下先的传统；从时代潮流的视角，可以肯定北大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从学术风范的视角，可以肯定北大的严谨与创新的传统；从北大性质和学术气象的视角，则可以肯定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如此等等。笔者曾撰写《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一文[1]，主张区分北大的基本传统与其他传统。 　　研究和确认北大的基本传统，应当依据大学的基本性质和北大的特色。大学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蔡元培一到北大，便多次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在1918年的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尤为中肯：“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3]北大起初是全国惟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曾有“最高学府”之称，历来是全国培养高端人才，繁荣学术文化的重镇。对于大学的办学方针，蔡元培早在1912年任全国教育总长期间，便结合西方经验与中国文化传统，开始酝酿：“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4]任北大校长后，他便明白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作说明：“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5]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并实施这个方针的作用与贡献，梁漱溟评说得最为精辟：“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6]由于这个方针为学术繁荣和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并尽显北大特色，曾经铸就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成就与辉煌。笔者认为，这正是可以确认的北大的基本传统。抓住了这个大的方面，才是把握了北大传统的精髓。正如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矣。”笔者曾经谈到视之为基本传统的四个方面的根据：“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的学术体现；中西文化教育思想的完美融合；北大兴旺发达的血脉所在；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迫切要求。下面再就几个不同看法和疑问申述笔者的观点。 　　二、异义相辨析 　　首先，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爱国主义，这值得商榷。 　　不少人总要把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置于首位，似乎不强调这个方面就缺乏能量似的。由于爱国心切和长期形成的政治敏感性，这种观念可以理解。 　　是的，北大无疑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北大本是“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其实，早在1903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为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行迳，就发动过拒俄运动；1918年，北大学生曾发起运动，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向日本签订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军事协定；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爱国政治运动中，北大师生总是满怀热忱，站到斗争的最前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北大师生作为西南联大的成员，以“刚毅艰卓”的精神，一面顽强办学，培育了大批杰出人才；一面从前线到后方投身抗日战线。这种以天下为已任，坚决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永久铭记与弘扬的。 　　张翼星：再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但是，北大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它的天职，是培育高质量人才，推动学术文化的繁荣。这就需要特殊良好的环境与氛围，需要凝聚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战争与社会的激烈动荡，终究是比较短暂和应当尽可能避免的，人类面临的长久境遇与历史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