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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兄弟“拥抱”教皇 　　5月10日上午，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拜访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这次私人会谈在保禄六世大厅的书房举行，历时50多分钟，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气氛亲切。这是83岁的劳尔和78岁的教皇首次会面。劳尔感谢教皇为改善古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并表达了古巴人民期盼教皇到访的心愿。 　　劳尔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教宗的智慧和谦逊使我深受感动。我阅读他的每篇讲话。若教宗如此继续下去，我这个共产党员也将会回归天主教会，重新开始祈祷。” 为明确态度，他甚至补充说，“这并非戏言。” 　　劳尔和方济各的会见，一时间成立各国媒体的关注热点，有报道直接以“劳尔?卡斯特罗将重新皈依天主教”为题，而卡斯特罗兄弟的宗教观也引发了外界的兴趣。 “基督教和古巴革命目标相互兼容” 　　执政将近50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过自己的宗教观。他一再表明，基督教和古巴革命目标相互兼容。 　　由于母亲的影响以及在教会寄宿学校受教育多年的经历，菲德尔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义有深刻的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契合点。他认为，基督教义的精神实质与社会主义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奋斗;耶稣基督是个伟大的革命者，为反对不公正和压迫而献身;《圣经》中对教徒规定的戒律同共产党对革命者的要求非常相似：教会提倡牺牲自我、节俭、谦逊和友爱的精神，以及反对腐败、偷窃、淫乱和作伪证等邪恶行为，正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品质要求。 　　菲德尔表示，如果不是从宗教角度而是从社会视角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卡斯特罗兄弟出生在古巴原奥连特省中北部一个叫比兰的偏僻庄园。父亲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白手起家，凭借勤劳和精明的投资逐渐积累了财富;母亲是古巴人，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天主教耶稣会农民家庭，是非常虔诚的教徒。 　　菲德尔和劳尔幼时都在教堂接受了洗礼，从小在天主教会学校学习。菲德尔回忆起他在拉萨列小学的日子，“学校一年级就系统讲授教义问答手册和宗教知识，《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基础” “宗教教育、教义问答、做弥撒和其他宗教活动，在日常中很平常，就像上课与课程表一样”“第一阶段，我学《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就像学习古巴历史一样”。后来，菲德尔先后在更严厉、宗教使命感更强的多罗雷斯耶稣会学校和古巴最好的耶稣会中学――哈瓦那的贝伦中学求学。他曾经多次提到在耶稣会学校寄宿的经历：每天必须做弥撒，学校更像个修道院。 　　然而，教会学校多年的宗教浸润似乎并没有使青年时代的菲德尔树立宗教信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古巴雄狮卡斯特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载了菲德尔1985年在与巴西天主教多明我会（又译为“道明会”）的神父弗雷?贝托的一段访谈。菲德尔在访谈中表示，“不可能通过呆板的、教条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来对我灌输某种信仰，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我灌输那种信仰是做不到的。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念，在学校他们无法对我灌输那种价值观。” 　　但即便如此，家庭的影响和宗教的浸润还是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烙印。他能够尊重宗教作为古巴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这也成为古巴革命政权和罗马天主教教庭能够最终摈弃旧怨、实现和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菲德尔回忆说，“在漫长的斗争年代，非常危险，我母亲和外婆为祈祷我们的生命安全而许下了很多愿，我们之所以能在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后活下来，无疑是由于她们有着双倍信仰？？？？虽然我的世界观和她们不一样，但我从没有和她们争论过这些问题，因为我看到了她们的宗教感情和她们的信仰带给她们坚强、勇气和安慰。” 与梵蒂冈关系一波三折 　　天主教是传入古巴时间最早、势力最强的宗教。古巴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建立于1935年。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虽然双方关系出现波折，但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最初，由于深谙宗教在民众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遵循尊重宗教信仰的原则，对各宗教都持友好态度。然而此时古巴天主教会发布了一份题为《面对枪杀》的通报，反对革命政权。随着古巴革命政府颁布包括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天主教会同革命政权的冲突日益公开化。 5月10日，梵蒂冈，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与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进行私人会谈。摄影/Gregorio Borgia 图片编辑/何??宇 　　1959年11月，古巴天主教大会在哈瓦那召开，抗议革命的激进化。1960年，一些天主教头面人物发表文章或者发布致教友公开信，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政策。1960年年底，天主教会向教友散发了由全体主教签名的秘密信，谴责“卡斯特罗实行共产主义”，从而使整个教会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1961年9月，教会组织的一次宗教仪式发展成为一起反政府示威游行。此后，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