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发展观的演变及其民族意义追问.docVIP

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及其民族意义追问 ? 内容摘要： 社会发展观的不断演变是人类智慧的再现，也表征和折射着时代的兴趣。同时，社会发展观的演变也蕴藏着非常丰厚的民族意义，对这种意义作出分析和追问，就能够从总体上为把握民族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全局性和时代性意义。 ? 关 键 词： 社会发展观；公正；人道性；“双重挤压困境”；和谐社会；民族和谐 一 一般说来，早期的“发展”特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和演变阶段。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置于社会之中，对于社会的新的好奇使他们获得了全新的思维方式，[1]（P4—6）比如，斯宾塞以“浮华、综合和纵观全局”为理论特质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有机论的思想。这样，社会历史生活的变化就纳入了发展研究的视角，于是就有了社会发展。本文在分析社会发展观演变的基础上，就社会发展观的民族意义作出必要的分析，而就目前的学术研究倾向来看，这种探究的向度不仅符合时代发展的话语要求，而且也能够相互汲取概念和理论的灵感以求得学科更为健康的发展。[2]（P156—158） 二 ? 二战以前的发展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西方社会自身的问题，而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研究则由“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寄生性研究”——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来完成，从而形成了“经常具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人类理论”。[3]（P39）虽然，稍早时期的社会学大家（如孔德、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所阐述的观点和社会理论模式与社会发展研究已经有了某种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实际上这种研究并没有摆脱十九世纪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子。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兴起，与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二战后，一方面，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1]而这些问题在根本上来看表现在他们在经济上独立发展的前景十分暗淡；另一方面，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国家的衰落，他们对自己在先前殖民地影响的丧失感到忧虑，这样，更多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西方学者在六十年代以来对不发达国家的研究迅速展开。所以，虽说真正的发展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出现的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涉及到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等，但是发展理论首先产生在经济学领域。[2]如果说社会学强调结构功能的“分化”的话，那么，经济学则更强调的是“起飞”，[4]（P129）而“发展”的算术法则涵义使它有了“通常只是‘更多’”的意思，[5]（P4）这种认识移植到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中，发展就“不外乎是指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之类”[5]（P5）[3]的涵义。 到了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6]（P38）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增长，但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全面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正如巴西总统所说：“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4]（P332）据沃勒斯坦的估计，农村贫困人口“与世界顶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七的人相比，收入的差距大得惊人”。[5]（P10）另外，也引发了腐败、失业、动乱等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概念就如西方的效率概念一样狭隘和丑恶”，因为它“不能保证最终结果是良好的”。[4]（P100）社会现实逐渐让人们认识到，“从长远的观点看来，经济增长对穷国来说是减少贫困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4]（P53）实际上，经济增长高速度的潜力的发挥程度还取决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配合，否则，“无发展的增长”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战后世界范围的“增长热”，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罗马俱乐部跳出了单纯的经济角度，开辟了认识未来和发展的新角度。于是，公平、公正与增长结合起来而成为发展问题的中心目标。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任何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为危害”。从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成了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中心课题和关键问题。[7]（P49） 由此看来，从对经济增长的反思中，人们发现，发展应该是全面的，“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8]（P4）美国学者亨廷顿又指出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对发展中社会的重要性，认为“落后社会是贫困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的、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4]（P333）基于对发展是全面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又应运而生。 综合发展观主要体现在法国学者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中，它强调“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9]（P2）强调人的因素，指出发展就是要通过人的自觉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