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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树之恋》叙事伦理观照下的评价难题 摘要：叙事伦理在当下的写作环境中，应该成为文学一个新的尺度。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叙事伦理关照下，《山楂树之恋》的评价难题。文学是一种个体叙事，特别是“文革”年代个人经验叙述的可贵，但是该作品缺乏深度的伦理关怀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探寻；“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身体”长期以来都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在人类最易产生诗意的爱情怀抱中，我们需要触摸到时代的体温；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种种“媚俗”都让我们怀疑读者的感动是否廉价，考虑到文学的现状和前景，眼泪究竟为谁流？ 关键词：叙事伦理 个人经验 身体凸显 眼泪为谁流 2009年，小说《山楂树之恋》最初网络上的传播已经吸引了众多网友们的点击阅读和跟帖，后经导演张艺谋的电影改编，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对于这样一部畅销小说，除了最多的“感动”二字外，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对当代文坛来说它的意义何在，这是掩卷后不得不想到的问题。 一、个人经验的叙述 关于叙事伦理学，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有着精彩的论述：“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像围绕这一个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感觉的语言嘘气——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每个人都有属己的故事，每个生命都渴望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自由，但在不同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言说的权利，在政治专制年代尤其如此。鲜明的个性泯灭在时代制定的条条框框中，生命就像是墙上挂着的蝴蝶标本，徒有生命其表，更有甚者是褪去了可以区分不同身份的彩衣，所有的只是灰蒙蒙一片。 “文革”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极度的精神压抑和扭曲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深深的创伤。在国家意识形态强制实行的年代，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异己声音，把个人的差异性都消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机器中。作家们要么选择缄默，要么放弃了个人独特的生命感觉，在图解时代的声浪中模糊了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人物成为了政治的符号。这样的作品无法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任何的精神慰藉，苦痛的灵魂依然在黑夜里无依地徘徊着。也许外界的声音太响亮了，有些人连深夜里灵魂内的叹息都听不到，木然地灰尘样地生活在苦难的大地上。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们有着太多的血泪，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到来，八十年代是一片无法抑制的声讨和控诉。破碎的生命试图通过叙事在一片废墟中拼凑着完整的自我。《山楂树之恋》讲述的是一个“文革”年代的爱情故事，一个向历史赎回人质的故事。这部小说被网友们誉为“史上最纯净的爱情故事”。爱情是我们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生命最易产生诗意的所在，情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在对方的心灵上荡起层层的细波。有人说要想了解一个时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读一部描写这个时代爱情的作品。爱情里有着一个时代的细节。主人公静秋的爱情故事虽然发生在“文革”年代，却围绕着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细致描写了她在爱情来临时的慌乱，欣喜，害怕，猜疑种种的心理。老三在静秋的本子上这样表达着他的爱情：“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就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见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文学是一种个体叙事，“文革”在他们的故事中只淡化为背景，而静秋成为这个时代中清晰的个人。 这种个人经验式的写作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得尤其感人，我们不免为老三的痴情几度落泪。可是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是表达属己的个人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度的伦理关怀，探究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可能性以及面临的种种悖论，进一步追寻命运背后的深刻性。刘再复先生在香港《文学世纪》2000年第8期上答颜纯钩、舒非问时，谈到了文学的四种维度，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变成单维文学，从审美内涵讲只有这种维度，但缺少另外三种维度，一个是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这个维度与西方文学相比显得很弱，卡夫卡、沙特、卡缪、贝克特，都属这一维度，我们只有鲁迅的《野草》，另外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一点。第二个就是缺乏超验的维度，就是和神对话的维度，和“无限”对话的维度，意思并不是要写神鬼，而是说要有神秘感和死亡体验，底下一定要有一种东西，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三个是自然维度，一种是外向自然，也就是大自然，一种是内向自然，就是生命自然。内向自然是人性，我们也还写得不够。在这种多维文学观念的参照下我们看到了《山楂树之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