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导演.docVIP

二　电影与城市文化：机构与革新 本书的第一部分，「电影罗曼史：茶馆、影院、观众」，侧重于1910-30年间城市电影观众所感兴趣的家庭罗曼史。张真的〈茶馆、影戏、《劳工之爱情》〉，讨论1922年的由郑正秋所写的这部尚存的最早电影短片。该文叙述了20年代传统中国戏剧的巨大影响渐渐被电影手段和情节处理所取代的过程。在重构茶馆文化气氛的同时，张真指出电影从戏剧的外在性（滑稽戏的表演）到情节的内在性（心理动机）的转变留下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需要以阶级和性别的观念来解释。 从机构的历史来看，中国电影工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不只是张真所说的茶馆文化，还包括文明戏。郑正秋早期的影戏中就体现了文明戏的模式。二十世纪初，文明戏本身的改变很大，由清末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创作转化为家庭伦理剧。郑正秋的文明戏传统，尤其是它对城市文化和流行趣味的重新重视，被后来的电影投资者和制片人所采用。因此，它也可以说是20年代上海电影观众和电影工业定型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中国戏曲和电影的关系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密切。就在二十世纪初，有人试着让观众习惯于在公众场合看电影。除了让电影和戏曲间替上映及表演不同故事以外，还有一些连环戏，像《凌波仙子》和《红玫瑰》，1924年由上海新舞台和开心电影公司联合制作。这些戏根据日本的模式，由一系列相关故事组成，由电影和舞台表演共同叙述，视觉上颇为奇妙。但由于技术上难于操作，连环戏很快就被扬弃2。 哈里斯（Kristine Harris）的〈《西厢记》与20年代上海的古装剧〉解读1927年一部改编自传统故事的电影，显示了一种文学和戏曲间的复杂引用及背景（上海─欧洲─好莱坞）的复杂衔接。此外，当时新的技术和特技使电影创造出丰富的视觉与心理的隐含文本。与其说这是一部有逃避主义和怀旧倾向的电影，哈里斯认为流行古装剧其实是新的电影类型，旨在摆脱影戏的粗俗，以它的民族性来吸引中产阶级观众，从而也使中国电影能有较稳定的票房收入。 李欧梵的〈上海电影的城市文化，1930-1940〉审视了城市机制（像影院、流行杂志和城市指南），使看电影成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他指出，出版文化对上海观众观赏习惯的影响，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大得多。在简短比较了好莱坞和中国电影的情节模式以后，他推测长境头可能不是原创而是一种「多风格的混合物」，它一方面是长慢节奏和戏剧性的表演，另一方面又是新的电影技术。电影文化的出现对30年代上海的现代感知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20年代鸳鸯蝴蝶派闯入中国电影，其实是上海电影业帮助观众适应外来的娱乐方式（西洋影戏）。不仅大多数有关国内外电影的说明书都是以文言书写以吸引转变时期观众保守的阅读习惯，而且某些「鸳蝴」作家──像包天笑、周瘦鹃──也写了电影剧本，并在他们所编辑的流行杂志中为电影呼吁3。30年代一些杂志还出版月度《观影指南》帮助读者选择电影，评分颇苛刻。例如1937《电声》的一期中，没一部电影被评为「A」：《满庭芳》为B+；马徐维邦被炒得火热的《夜半歌声》B－；《弹性女儿》C；《马球大王》D－。 此外，城市指南也提供了电影与城市文化相关的信息。1919年的上海指南介绍了票房从一角到一元不等的各个电影院。1935年的指南包括了那些在南区票价一角的剧院和像卡尔登剧院等六倍于这个票价的影院。电影杂志和城市出版物，也不时出现对大城市电影院的报导。例如，1939年《青青电影》建议读者怎么经济地看二轮影片。而关于上海电影院发展的研究，则早在一年前已出现于《上海研究》中。不可置疑，民国时期上海电影院不仅是现代化的象征，也是国内外影业公司争夺市场赢利的场所。 三　电影与性意象：再现与实践 从机构的层面移到再现的层面，本书的第二部分「性臆想：舞女、影星、娼妓」，研究对三类城市妇女带有性意味的报导，以及她们银幕上下形象的流传及操纵。菲尔德（Andrew Field）的〈在罪恶之城出卖灵魂：印刷物、电影及政治中的上海歌女和舞女〉探讨了这时期在城市指南和相关杂志中上海公众对舞女的看法，分析这些杂志渐渐形成的模式。他以丰富的数据证实了，尽管她们的媒体功能类似于晚清民初的「青楼知己」，但是舞女在当时不仅是上海文化的象征，而且与工业化城市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色情化的公众形象，舞女在当时电影及文学的再现中被广泛运用。举例来说，蔡楚生1934年的《新女性》凸现了女主角在舞厅观赏性感表演时的复杂心理过程。陈定山在他的传记中描述了一些30年代耸人听闻的细节，像卡尔登舞厅令观众着迷的午夜表演。羽仙舞中「仙女们」扇动翅膀，性感的身体若隐若现；黑灯舞中黑人舞女挺着只覆盖着两片金叶的丰乳，边环座起舞，边乱抛香吻。最后是三十分钟的配乐「卧室表演」，在幽暗的灯光下，穿比基尼的金发女郎先是在床上无精打采地看书，焦灼地等待，最后是半裸着在椅子上自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