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中医研究的方向性错误.docVIP

细看中医研究的方向性错误 提要：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理论、方法，把中医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在“西化”中对其进行改造，是近半个世纪中医科研工作的主流。而在中国的当代，把自然科学中物质的特殊属性、结构和形态的学说，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绝对信条和唯一标准，是造成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医“肾的研究”具有其代表性。通过剖析该项研究中自设跳板、阉割在先、弃中就西、欲西非西、实验不实、假说更假、殃及池鱼等一系列问题，证明“肾的研究”已经使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重重矛盾之中。事实表明，以政治性的信念和方式，作为中医学术发展指令性的方向、道路和方法，是铸成这一错误的另一根源。它与２０世纪早期苏联科学院对待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错误，性质完全一样。时至今日，已经给中医学术造成了致命的创伤。高扬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澄清错误、复兴中医，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肾的研究”（包括肾虚、肾阳虚、肾阴虚等）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该课题首先从肾阳虚入手，提出中医的肾阳虚病人在西医上有“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现象”。以后，该课题还围绕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三轴内分泌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数十年里，它被捧为中医科研的样板，在国内影响颇大，至今仍误导着中医科研的方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医界开始有人对“肾的研究”所代表的科研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质疑。陆广莘教授曾经说过：要“中医研究”，不要“研究中医”。他的意思是，从中医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丰富和完善中医的科学研究叫“中医研究”。而“研究中医”则是无视中医既有的理论和实践，把中医学术体系作为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对象。最近，杨维益教授在他新出版的《中医学--宏观调控的功能医学》（香港　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发行，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初版）中，针对“肾的研究”先声夺人地指出：“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要重新考虑”。“几十年的光阴，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钱……如果仍旧坚持既往的做法，不断向无底洞交学费，中医科研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从读杨教授新作那一天起，就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对中医科研进行彻底、认真的反思，尽快走出误区，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当务之急。为此，本文依据《肾的研究》一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２版）和１９９０年５月初版的《肾的研究（续集）》，从自设跳板、阉割在先、弃中就而、欲西非西、实验不实、假设更假、殃及池鱼、大道不孤等８个方面，对“肾的研究”做一些初步的剖析。 　　自设跳板　　《肾的研究》一书一开头，便收录了他们自己所写的“祖国医学有关‘肾’的历代文献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一文。这是一篇曲解“肾”藏象含义的“综述”，是为自己预定的实验研究自设的一块跳板。 “综述”在引言中说：“在脏象学说心、肝、脾、肺、肾五脏中，尤以肾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称为‘先天之本’。由于肾的作用特殊，通过临床实践，‘肾’与‘命门’的理论逐渐发展，致‘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他脏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意在言外，似乎在“远远超出其他脏腑，而有主宰生命”意义的这一个“肾”上，只要“研究”出“结果”来，甚至就可以“主宰”着中医的一切了。　　一、“肾”藏象含义的曲解? ? 为了表明该研究的“继承性”，“综述”对秦汉时代、汉唐时代、北宋时代、金元时代、明代关于肾的论述作了阐述。 毋庸讳言，春秋-秦汉时代是中医理论的奠基和成熟时代。《黄帝内经》、《伤寒杂病 论》、《神农本草经》、《难经》等经典医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理论架构，至今仍然是中医理论最基本的内容。从脏象的角度，“综述”根据《内经》的论述，把“肾”的作用概括为９个方面：出伎巧，藏精，藏志，主生长、发育、衰老过程，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主耳，开窍于二阴，合于三焦、膀胱。 “综述”对“肾”的疾病，概括为１１个方面：为恐，劳力、入房伤肾，盛怒伤志、恐惧伤精，聚水为病，为欠、为嚏，腰脊病，腹大、腹胀，色黑齿槁，厥冷，发无泽，经脉之证。应当说，这些概括与《黄帝内经》的精神大体一致，与当代通用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第一版至第五版的《内经讲义》、《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关于肾的表述也完全相同。 然而对于“肾的研究”的研究者（以下简称“研究者”）来说，“综述”的真正目的并不在这里。研究者为了说明历代“对‘肾’的认识看法不一，直至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这样一种观点，在“金元时代”和“明代”的两节中，断章取义地把当时部分学者对于“肾”与“命门”的争论，歪曲为“肾”理论“达到统一”。这当然不是事实。 第一，金元时代和明代，注释《黄帝内经》的专著近７０种，其中包括对后世颇有影响一大批医学名家。如：刘完素、罗天益、朱丹溪、滑仁伯、汪机、孙应奎、徐春甫、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