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政教分离与士人品格之变化.docVIP

第一节政教分离与士人品格之变化 一、武宗“失德”及其影响 李蛰所处的明代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也以政教合一为其政权特征。作为一位合格的皇帝，须成为勤政的表率与道德的楷模，以保证其作为文官集团仲裁者及精神领袖的资格。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而理想状态便非常人所能企及。既然皇位的获得是一种无可选择的世袭方式，则皇帝之不能人人皆为尧舜之君便属理所当然。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他本可为所欲为，获取比所有人都多的人生享受。但作为道德的象征物，又不得不放弃相当一部分享受而有所克制，并去从事批阅奏章、祭祀天地及接受群臣朝见之类既象征权力又索然无味的事务。但除此之外却别无选择，政教合一的施政原则要求的是社会群体的整齐划一而非个性突出，看重的是社会稳定和谐而非个体之荣辱得失。1换言之，它必须靠压抑个性与牺牲个人来换取王朝的安定太平。这适应于帝国的每一位成员包括皇帝本人。从本朝范围内讲，合乎此标准者并非绝无仅有，如太祖朱元璋及仁宗、孝宗便堪称楷模。文臣方面则有成祖时的三杨为表率。但压抑个性并不总有正面价值，它同时也将造成个性萎缩并导致政治局面的沉闷而缺乏活力。明王朝在经过近百年的运作后，就正面临着此种历史状况。 弘治朝被诸多明代士人视为中兴时期。作为此时王朝首脑的孝宗皇帝，理应被视为克己为国的典范。他准时出席经筵，不断发布减免水旱灾害地区赋税的诏令，虚心听取文官们的各种建议与劝谏。就个人生活讲，他终生只守着皇后一人而没有缤妃的记载，可算是位兢兢业业的守成之君。然而在其临终的弘治十八年，年轻气盛的李梦阳却向他呈上一封长长的奏折，断言国家已染“元气之病”，说是“今人不喜人言，见人张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词，则目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圆巧而委曲，则以为善处。是以转相则效，翁然风靡”。(((空同先生集》卷三十九《上孝宗皇帝书稿)))所谓“老成”实为“老气”，亦即缺乏活力。因为士人阶层乃是王朝的栋梁，士气不振亦即元气不振，则政治局面自然便随之沉闷而无生气了。 首先打破此种沉闷局面的是那位浪漫得近乎荒唐的明武宗。他一生有二大特征:(一)无休止地追求个人享乐而不受伦理道德的制约。作为孝宗独生子的武宗，其好逸乐之习性在做太子时即已形成，以致孝宗在遗诏中特意叮嘱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卿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明通鉴》卷四十)但导致武宗逸乐的主要原因应为对宫廷单调生活的厌倦。如武宗在京城内开设酒肆店铺，有大臣上书问:“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兢锥刀之利，如倡优馆舍乎?(((明史》卷二百八《齐之鸯传》)文官们2显然不能理解皇上的内心世界。他当然不是为谋利，而是要品尝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故史书载:“上令内侍仿设窿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酒肆者也。坐当炉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明通鉴》卷四二)因而当正德九年武宗所居乾清宫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时，他反倒幸灾乐祸地对左右说:“是一棚大烟火也”。(((明史》卷三百七《江彬传)})并趁机搬出大内，干脆将行宫建在宣府。无论大臣如何反对亦不肯回京居住。 正德皇帝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崇尚武功。他始而在豹房搏虎，继而在宫中练兵，最后亲统六师与蒙古骑兵开战。武宗之尚武不像对其他爱好那样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而颇为严肃认真。他具有顽强的个性与冒险精神，觉得艰苦的军旅生活比处理政治事务更富刺激性。他更渴望做一位将军而不是守成的君主，故而初始称总兵官，继之称威武大将军，那次边境战斗结束后还要加上公爵的傣禄。放着好端端的皇帝不做，偏要自我降级为一名武将，难怪大学士杨廷和会大惑不解地问:“不知陛下何为而乐此乎?”(《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戎马征战中更能证实武宗的真正自我价值。皇帝固然尊贵，却是祖宗留下的法定头衔，别人不能做，他也不能不做，但兵却是他亲手练的，故可称总兵官;仗是他亲自打胜的，故可荣升大将军并加公爵，尽管文官们并不承认其胜利。当皇上征战归来接过大学士杨廷和捧上的庆功酒一饮而尽时，他颇为欣喜地讲:“联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同上卷一八五)从其语气中，不难感受到他那自豪满足的心态。一个“亲”字，证明了他个人的真实价值，不靠祖宗成宪，不靠众人虚誉，而是他朱寿自己所为。 武宗的为所欲为自然要付出代价。他运用皇权取得了行动3的自由并最大限度地伸展了其个性，却同时又完全放弃了皇帝所应负的基本职责。他那建立在百姓痛苦之上的纵欲淫乐与军事冒险，除却满足其自身的情趣与想象力外，非但未能给王朝带来活力，反倒使朝政更趋混乱。在其为帝的短短十五年内，有两位亲王发动武装叛乱，说明他们已将王朝的政治混乱估计到可以乘乱而代之的程度。来自朝廷内部的批评同样严厉而众多，或责其好勇好货，或讥其嗜酒荒淫。有的指斥则带有总体性:“陛下临驭以来，祖宗之纪纲法度，一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