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人，被忘却的记忆.docVIP

尘肺病人，被忘却的记忆 　　陈太生的父亲是哑巴，母亲患有精神病，而最让他绝望的，是自己已是尘肺三期。每每走大概三四分钟的上坡路，就能让这个男人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胸口艰难的喘息。 　　陈太生从19岁那年上矿打工，20多年里只干了两份工作，矿工和打钻工。2011年对于陈太生来说是噩梦的开始，那一年他查出尘肺三期，但为了家庭生计，他继续从事打钻的工作，直到2013年身体实在不行了，才回到家中。陈太生说，他得了尘肺病之后，什么也干不了，他的哥哥连头小牛犊也不愿意赊给他。 　　2009年六月份，另一个叫做张海超的河南农民同样用一种近乎壮烈的方式将“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硬生生拉入公众视线。然而，“开胸验肺”六年之后，尘肺病农民工的生命依然格外“沉重”，还有许多像陈太生、张海超一样的尘肺病农民工，还在苦苦挣扎。 　　2011年6月15日，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成立了大爱清尘基金，专项救助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民间组织的努力虽然挽救了许多尘肺病农民工兄弟的性命，然而，面对600万庞大的尘肺病农民工群体，不由显得十分单薄与无力。 　　“跪着走向死亡” 　　张海超原是河南省新密市的一名工人。2004年6月，他到郑州某耐磨材料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身心的工作。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只好跑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2012年12月，张海超被取消低保符合国家政策。2013年张海超因尘肺患上气胸，换肺可能是唯一的希望，同年6月28日在无锡成功换肺。 　　然而，“肺移植”给张海超带来了新的困境。张海超在今年五月份接受《广州日报》采访的时候说：“（做了肺移植手术之后）出院时计算，住院花了四十多万元，前三个月进行检查花了十多万元，其中新农合报销了几万元，一共花了有五十多万元。其实主要是出院后的费用，光是抗排斥反应的药物，每个月就要七八千元。这些药新农合还不能报，完全自付。”获得的120万元职业病赔偿已经花去90万元，剩下的30万元支撑不了几年。面对困境的他表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尘肺病是一种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是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细微粉尘而引起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脏器致残性疾病。患病后肺组织硬化、石化，导致呼吸极为困难，行动艰难，丧失劳力，大部分人被活活憋死。 　　根据国家卫计委连续五六年来公布的数据显示，尘肺病已成为中国职业病最严重的病种。在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占90%；在尘肺病中，农民占90%。据有关专家分析，中国的职业病人数在四千万以上，而保守估计尘肺病农民至少也应该在600万人，相当于一个青海省的总人数，相当于香港地区总人数。 　　尘肺病死亡率极高，达22.04%；在中国，每一个小时就会有1.5个青壮年农民被尘肺病活活憋死；而每年新增尘肺病农民达2万多人。尘肺病患者痛苦程度极高，由于肺组织高度纤维化，呼吸变得极为苦难。因此尘肺病患者在他们生命最后阶段几乎都是跪着呼吸。除此之外，尘肺病农民基本都丧失劳力，贫病交加，缺医少药。尘肺“寡妇村”、尘肺孤儿大量出现，已成巨大社会问题。 　　尘肺病专项公益基金大爱清尘于2013年组建调查工作团队与专家顾问队伍，对尘肺病农民工相对聚集的村庄进行了集中调查，搜集了大量数据，并于2014年发布了国内第一本《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 　　《调查报告》显示，患有尘肺病的绝大部分人是中年偏高男性，文化水平低，外出打工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医疗费用昂贵，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看病，甚至入不敷出。从2013年的情况来看，尘肺病农民工家庭的总支出比总收入高出1.5倍。这些病人绝大部分家庭中没有存款，其中大部分人还有欠债的情况。有一些家庭为了治病变卖了家产，或导致子女教育也受到了影响。他们未来面临的困难主要包括看病缺钱、无法打工挣钱以及没有收入来源。 　　该报告写道：“他们是一群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因为从事高粉尘的工作，患有尘肺病，对他们个人和家庭都造成了严重的苦难。同时他们从政府、社会得到的支持又很少，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还有许多尘肺病农民工兄弟，如同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一样，依然在艰难地呼吸着。他们被称为一群‘跪着走向死亡’的中国最底层的农民。 　　防治的尴尬 　　尘肺病是中国职业病中的“第一杀手”。职业病重在“防”，也可“防”。然而，在《职业病防治法》修订颁布至今两年多的时间内，职业病发病人数却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 　　《职业病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