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之子张翔：投身计算机领域，打破我军信息化瓶颈.docVIP

张爱萍之子张翔：投身计算机领域，打破我军信息化瓶颈 　　在不经意间与计算机结缘 　　张翔出生在抗战异常艰苦的1943年。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宁波解放之后，当时父亲正在上海组建新中国的海军。能够记住第一次见父亲情景的人，全世界恐怕很少，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襁褓中见父亲第一面的，他们不会记得见面的情景。可我有这个印象，因为见面时我已经快6岁了。”张翔带着几分诙谐说道。 　　1955年早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到京履新，主管军事行政和组织工作。时值军队正规化建制的重要阶段。 　　其时，张翔通过考试，进了北京四中学习。1961年他高中毕业，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核武器的设计制造专业。几乎在“二炮”诞生的同时，张翔在哈军工的学业也完成了。 　　可此时，“文革”大潮涌起，张爱萍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了，人也被投入囹圄。 　　在父亲受煎熬的日子里，张翔的处境也很不妙，他被诬陷为所谓“反动组织”的成员无辜囚禁了一年。 　　恢复自由后张翔回到哈军工，和挨整的“当权派”编排在一起劳动改造，几个月后，他随低年级的毕业生分配，由于受父亲的“严重问题”牵连，张翔被归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分到黑龙江安达县的一个养殖场。 　　后来，张翔办理病退回到北京，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电子设备厂，就是后来的北京市计算机四厂。张翔少年时就喜欢无线电，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的兴趣始终不渝，这恰与厂里的产品生产有联系。能把所学用于生产，贡献社会，并得到社会认可，张翔心头的抑郁消散了，很快就融入工人中。经历过如是灾厄困顿，张翔被磨洗得比同龄人沉稳成熟许多。 　　他们提议厂里研发生产一种小型计算机，除了能做数值运算外，还可以处理更复杂的信息，这在当时国内属最先进的产品。为此，科学院来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厂的技术员组成联合攻关组。已经是工人且又懂技术的张翔，被任命为组长，担起了领导组织协调的工作。张翔担起这副担子并没感到很吃力，这全得益于哈军工的教育。 　　哈军工与清华、北大不尽相同，除了重视专业教学外，对政治水平、群众工作能力、军事组织协调方面的培养特别注重。这种教育使张翔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科技研究有别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在大工业、大科技的时代，研发将是群体性的，光有专业特长还不够，还要有比较强的组织协调合作能力，否则不可能搞出像样的成果。因此他一直有意识地锻炼增加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没想到在基层小工厂给了他组织协调技术攻关的机会。 　　就这样，张翔在不经意间与电子计算机―――这个将影响一个时代的智能机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和科学院的专家在一起，在尖端产品开发和研制中，他学到了新的知识，特别是对计算机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锻炼了组织才干。 　　1974年，随着父亲的“解放”，落实政策的阳光也照到了张翔身上，他被重新分配工作，进入了部队。当时和他情况相似，一起到“二炮”的，还有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长子杨绍京。回首工厂4年，张翔感慨系之，工作履历中的非军人时期只有这四年，但这四年对他而言意义非比寻常，是他后续人生不可或缺的铺垫。 　　成功解决我国计算机中的两大难题 　　穿上军装来到“二炮”，张翔被安置在完成周恩来嘱托，赋有在军队现代化、自动化指挥上先行一步使命的司令部电子装备办公室。 　　当时“电办”成立不久，人员多是从“二炮”各单位调集的。但他们中正经搞电子技术的不多，加之到部队后都被放到基层锻炼，搞地下工程打坑道，许多人改行当了指导员，专业都荒疏了。只有张翔因祸得福，不仅在实践中应用着所学，还有了组织电子技术攻关的新经历，他因有这些优势被安排到总体室。 　　总体室主任傅备篪向张翔交代：“二炮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总体设想、总体系统试验方案的拟订，以及总体协调工作由你负责。”当时张翔只是个普通工程师，但傅备篪几句话就把如此重担压在了手下这位而立年华的唯一干将肩上。 　　张翔承担了方案起草和修订的主要工作，从宏观到具体，拟出一个接一个预案。他频繁地参加各种会议，不仅要了解“二炮”的实际需求，还要了解美国和苏联是怎么干的，设想我军该怎么干，能怎么干。他知道这个系统方案虽然是给“二炮”做的，但实际将为全军摸索出参照的模式。 　　那些年，张翔带着他的团队，把全部心血投入到了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之中。到了1978年，研制工作终于取得了一定进展：数据传输、计算机联通、进行远程弹道传输和显示试验…… 　　在试验中，两大难题凸显出来：一是国产大型计算机远不能满足作战指挥要求，可靠性太差，十几个小时就要出故障，而且机器占空间很大，使用很不方便。二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中文化即汉化问题没解决。即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面对数量巨大、形体纷繁的汉字，也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