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昂：分歧的诞生是从物质来的.docVIP

徐昂：分歧的诞生是从物质来的 　　看起来，电影《十二公民》几乎就是一出小众话剧：12个男演员围在一张长桌前，在107分钟的时间里对一桩富二代杀父案展开讨论：被怀疑杀死生父的富二代究竟有没有罪？ 　　这似乎是一场没有任何商业元素的“口水仗”：没有小鲜肉，没有美女，演员全是大叔级别，场景几乎只有一个漏雨的破仓库。即使《十二公民》在2014年获得过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大奖，但院线经理们仍然把它视作“小众电影”。在同档期进口大片《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的压倒性优势下，它一开始的排片还不足5%。截至5月23日，《十二公民》的票房刚过千万。 　　虽然市场表现平平，也绝非毫无瑕疵，但上映不到2周时间，它的豆瓣评分已经从7.6涨到了8.1，这部试图记录中国当下社会心态、触及中国焦虑的电影仍在持续引发热议。 《十二怒汉》本土化 “中国人就是不抱团！” 　　“龙生龙凤生凤，这一外地二道贩子养大的人，他能是好人吗？” 　　“你致不了富，那是你自己没能耐！” 　　《十二公民》开演不久，12个男演员已经吵了好几次。电影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富二代”被指控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且人证物证俱在。12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价值观的陌生人临时凑在一起，讨论“富二代”是否有罪。这期间，韩童生扮演的出租车司机着急回去拉活儿交份子钱，小卖铺老板声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不耐烦，有的人怒气冲天，有的人满腹牢骚，有的人发泄情绪，大家七嘴八舌地“偏题”，各讲各话。 　　2014年10月，《十二公民》在罗马电影节进行首场放映时，有意大利观众跑过来握住主演何冰的手说：“你就是中国的亨利?方达。” 1957年，美国演员亨利?方达主演的影片《十二怒汉》是《十二公民》故事的最早版本，它唯一的场景是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陪审团休息室， 12个人挤在里面讨论一个被指控的贫民窟问题少年是否真的谋杀了父亲，“有罪”和“无罪”的投票从11：1一直到0：12，拍得悬念不断、冲突迭起。 　　无论是大体结构、案情还是台词，《十二公民》都几乎是1957年《十二怒汉》的翻版。但导演徐昂努力让它拥有本土气质：给十二个“陪审员”做人物设置时，他特意选择了房产老板、急救科医生、出租车司机、空巢老人、保安等等，涵盖底层、温饱、中产和富裕阶层，摆出了集结中国社会众生相的架势。 　　徐昂来自北京人艺，演员也全部来自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自然会为这部电影带来京腔京味。美版电影里5号陪审员说“我可以弃权吗”，中国版台词是“我绷会儿”;3号陪审员说“我小时候都会叫我爸爸‘父亲大人’”，饰演他的中国演员韩童生说的则是“那时候跟我爸说话那得说‘您’，当着别人提起我爸那得说‘?Z’。” 　　韩童生饰演的3号陪审员是何冰之外最重要的角色。之所以把他设计成一个出租车司机，是因为徐昂见过这样一直在抱怨生活的出租车司机。韩童生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去体验生活，寻到了经验：随时都拎一个大茶杯，坐在椅子上时总把两腿抬起来――出租车司机常常久坐，担心静脉曲张，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脚抬起来，让血液顺畅。 　　《十二怒汉》的剧本是美国编剧瑞吉诺?罗斯根据自己经历的一次庭审写作而成的。它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框架，可以用来承载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各种问题。在亨利?方达果断自掏腰包把它拍成电影后，它先后被日本、美国、黎巴嫩、俄罗斯导演翻拍。1991年日本导演中原俊改编的《12个温柔的日本人》里十分注重日本民族性的展示，陪审员们甚至拉帮结派地“开小会”。一位黎巴嫩纪录片导演把故事放在一所监狱里，剧中角色请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扮演。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12怒汉：大审判》则加入了民族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探讨，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徐昂。图/受访者提供 图片编辑/董洁旭 　　跟别国的《十二怒汉》版本相比，中国版本有一个巨大的先天劣势――中国法律所属的大陆法系没有陪审团制度。为此，徐昂把案件讨论的背景由真实法庭挪到了政法大学西法课的补考考场，陪审员讨论案件的基础从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变成了让孩子毕业，使剧本张力大大削弱。 　　主创们考虑过使用闪回、交叉的方法交代案件背景，“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审案的一个过程是什么。”编剧韩景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拍了何冰作为检察官去探查案情、跟警察沟通的过程，拍了检察院在坚持“存疑不起诉”把嫌犯放了之后儿子对他的不理解，还拍了被害人一方找人在检察院门口进行的示威游行。但导演最终发现，“想要的东西太庞大，时长控制不住”。他最想表达的是在中国谈论一个问题时“如何达到共识”。“我们往往需要更多常识才能建立一个通识，而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就连‘常识’和‘通识’都还没有建立。” “《十二怒汉》 让电影听起来像一个抗日剧” 　　导演徐昂最早看到《十二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