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城堡必须经受南方国家挑战.docVIP

WTO城堡必须受南方挑战 Branislav Gosovic(著（张泽忠译(( 李庆灵 杨 帆校(((） 编者按语：题述陈安教授论文的英文全文（约11万字符）发表于日内瓦《世界投资与贸易学刊》2011年第2期。其中文初稿原本（约1.2万字）事先发表于《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 。文章强调：在中国加入WTO“满九晋十”之际，中国人亟宜认真总结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实践经验，对WTO的体制及其立法、法治、执法的现状，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剖析和判断，提高认识，用以指导今后的新实践。中国和国际弱势群体既要在WTO现存体制中“守法”和“适法”，在实践中精通其运行规则，使其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又不应仅仅限于“守法”和“适法” 对于所有需要跟WTO打交道、试图了解这个机构的人们说来，陈教授的这篇论文应当成为他们必读的背景文件。 WTO这一组织的主要特征，就是其中一直存在着旷日持久、包罗万象的南北紧张对峙。陈安教授在文中所作的全面分析，不仅直指GATT/WTO这一体制“堡垒”存在的某些重大的、结构性的政策问题，同时也剖析了60年来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为在这个国际贸易治理机制中获得平权地位，为他们的特定国情和发展需要得到应有认可，进行了长期努力， 陈教授这篇文章的中文原文在译成英文后，仍能生动表达“原汁原味”，有助于其基本观点有效地传达给读者。例如，在谈及WTO争端解决机构时，作者指出该机构尚未能“真正发挥其保护弱者、扶正祛邪、制‘暴’安良的应有功能”。 在WTO及其前身GATT时期，那些促进发展与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事业，进展总是十分缓慢，但是，陈安教授仍对此持乐观态度。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种乐观是有理有据的。然而，对于那些急不可耐却又面临重重困难的发展中国家说来，对于许多深陷于磋商僵局的人们来说，面对谈判拖延数载，甚至几十年，仍无重大进展的局面，犹如“急症慢治”，慰藉不大。晚近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就是其中一例。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是二战后所缔结的一项“协定”，原先并非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因其曾是北方国家控制全球贸易体系的堡垒，常被称为“富人俱乐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集体向GATT发起挑战，并顶着北方国家的压力，于1964年在联合国新成立了专司贸易与发展的组织，即“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陈教授这篇文章追述了发展中国家这段挑战GATT体制并取得相对成功的奋斗历史。对那些念念不忘此段历史的人们来说，当前南方国家共同事业进展缓慢的现状更令他们感到遗憾。 南方国家在GATT中发起的挑战，虽初见成效，前景光明，但和它们通过UNCTAD所展开的制度性挑战一样，并不受发达国家欢迎。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终于削弱和击退了南方国家的改革进程；并且采取更广泛的战略进攻手段，以对付发展中国家这种有组织地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贸易议程以及联合国要务之核心的集体行动。在北方国家的压制下，南北之间针对“发展问题”的对话被迫中断。其最后结果是开展乌拉圭回合谈判并缔结各种协定，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制度架构旨在取代临时性的GATT体制，它完全在OECD内部构思和设计，直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阶段，才由发达国家向公众揭晓。 无论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贸易协定、与贸易有关的协定，还是WTO本身的制度设计，均依发达国家所惬意的方针路线而行。它们不仅刻意要延续既存制度，而且还服务于在全世界推行和实现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模式”。 在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政，没有任何必要的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借以形成整体的立场和倡议，因此，它们只能处于守势，打被动战，只是试图削弱发达国家起草的各种既定提案和协定中过于苛刻的部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却能在所有的关键政策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尤其是在对付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它们利用其自身的组织机构（特别是OECD），精心地准备和有效地组织。更重要的是，它们获得了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的支持。针对涵盖在北方国家所设定的谈判议程之内的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全球机制问题，这些跨国公司利益集团都事先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详细的计划。 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确实认识到了发展的需要及其带来的挑战，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成果并不充分，或者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正如陈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后来并没有认真地落实兑现其大部分的承诺和义务——而这些承诺和义务，正是它们用以说服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些协定的基础。另外，WTO的基石，尤其是所谓平等对待“所有运动员”的“整平游戏场地”原则，实际上彻底破坏了贸易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因而否定了GATT体制中与“发展”有关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却是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