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贞观君臣论政”产生的历史背景.docVIP

略论“贞观君臣论政”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射杀太子李建成，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做了皇帝，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即位后，总结前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实行一些旨在缓和阶级矛盾的“与民休息”政策，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统一安定、民族团结、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工作。因此，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文化初步繁荣，国防日益强大，民族关系进上步密切，出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盛世，被封建史家誉为“贞观之治”。 　　造成“贞观之治”的原因和条件是多方面的。唐太宗认真总结和吸取封建统治经验，特别是隋亡教训，注意协调君臣关系，知人善任，虚心纳谏，集中臣僚的智慧，制定比较切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无疑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太宗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国之安危，次于辅弼”的道理。所以分先贤任能，广罗人才，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经常同臣属议论朝政，研讨立国安邦，长治久安之策，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君臣论政”的良好政治风气。 　　本文从四个方面就唐代“君臣论政”这一政治现象出现的背景予以评述，略抒已见，以就教于学界。 　　首先，唐太宗目睹隋朝的覆亡，经过激烈的战争年代，这对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唐太宗能够以隋亡为鉴，吸取历代帝王，特别是隋炀帝“忌能拒谏”丧国亡身的教训。隋亡，固然在于他的穷奢极侈、徭役不息，穷兵黩武、民不堪命，终致群雄并起“天下大崩”，而“护短拒谏”，偏信奸臣，不能不是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拒谏饰非的专制君主，他曾公开宣称：“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182），因此忌贤妒能，自以为是，专断独行。为了除谏官以掩其过，把议论过朝政得失的开国元勋贺若弼、高颖等人借故杀掉。对阿谀奉承之徒信而不疑并委以重任，这些人“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必忤意”（《随书》卷67），结果造成“上下相蒙，君臣道隔，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随书》卷4），待国家危伏四起，风雨飘摇之时，隋炀帝还蒙在鼓里，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这些弊政及其危害，隋炀帝至死不悟，而亲见隋朝亡国的唐太宗却深有了解，并且同臣僚们谈论朝政时，经常引炀帝以自警。《贞观政要?求谏》记载：贞观初，太宗曾对公卿说：“隋炀帝暴政，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覆辙，太宗望公卿大臣做“谏臣”，而他自己则要做“思短”的“明主”，勿做“护短”的“暗君”。达到上下通情，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种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来的认识，正是唐太宗能够坚持“君臣论政”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其次，贞观初年的严重局势，迫使唐太宗必须网罗人才，“兼听广纳”，以制定切合时宜的方针政策，迅速解决社会问题。 　　太宗即位初，国内形势并不很好，社会经济萧条，政治动荡不安。经济上，因隋末纷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贞观初又遇连年灾害，粮食紧张。“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贞观政要》政体篇），人民饥困难以安居，政治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好，必将引起动乱。换言之，如何把统治阶级集团中各派势力凝结在一起，同心协力地稳定政局，发展生产，促使国家尽快强盛，已经成为贞观初年政治上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唐太宗认识到，要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就必须保持各派政治势力的联合，在巩固李证政权的目标下，取得一定的协调，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此外唐太宗在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能力把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忠谏之臣收罗一起，组成新的上层统治核心，并且强调，“君臣合契”共理天下。这样，贞观时期统治集团里汇集了一批当时最杰出的人才。显然，唐初“君臣论政”风气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再次，唐太宗能够“克已励精”，“容纳谏诤”，并且大力提倡公卿大臣直言上谏和采取具体措施，为臣僚们进谏提供条件，这是造成“贞观君臣论政”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很有自知之明，他从总结历代兴衰得失和自身经历中认识到，“独断一人之虑，累月经年，不亡何待”（《贞观政要》政体篇），因此他诚恳地希望以集体的智慧治理国家。为了造成“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政局（《贞观政要》政体篇），唐太宗广开言路，经常鼓励公卿大臣关心朝政，发现问题，及时指陈规谏，多次下诏对臣僚们提出要求，并且作真心求谏的表白：“所以每有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贞观政要》求谏篇），凡是上谏正确者都可能得到大量的物质奖励和提拔重用。对于尖刻的讽刺和批评意见，他能从大局出发虚心接受，在认识到自己确实错了之后又敢于承认，切实改正，这些言行给臣僚们以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