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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创始人魔咒” 　　NGO转型的过程既考验创始人和理事会的智慧及机制建设能力，又充满其与自我启蒙意识强烈的新生代公益人的张力，稍微用力不慎则可能步入徘徊，乃至弦断声绝、淹没于浩荡潮流 　　“我已经设计了N种自己的‘死法’。” 　　一个日光明丽的春日午后，刚过而立之年的张伯驹对《中国慈善家》说。显然，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如果熟知“自然之友总干事前传”的话，就会深知，他这一句玩笑背后，有过多少折戟沉沙的光荣与梦想。 　　2004年6月5日，“自然之友”理事会决定启动组织转型计划，由原本以创始人梁从诫为主的“领袖治理型”组织，转型为理事会治理下的“总干事负责制”组织，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总干事。 　　梁从诫曾经说过：“自然之友不能成为梁从诫的‘自然之友’，也不应重复上演人亡政息的一幕。”这句话一经流传，便引来啧啧赞叹，同时被一众NGO创始人引而自勉。 　　然而，比起这句话本身，自然之友在那前后经历的种种转型波折与阵痛或许更值得反复咂摸，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张伯驹是自然之友的现任总干事，2013年8月1日正式上任，时年二十九岁。而在他之前，自然之友先后更换过总干事、代理总干事五人，这些都发生在不足十年之间，其中仅有一人做满了任期。 　　多年之后，回忆起自然之友的十年转型史，张伯驹仍不禁慨叹。显然，对于一个在狭小社会空间中顽强生长起来的NGO而言，要摆脱对极具个人魅力和影响力的创始人的依赖，完成治理结构优化、管理团队专业化的转型，走上可持续的战略发展轨道，实属不易。 　　这一过程既考验创始人和理事会的智慧及机制建设能力，又充满其与自我启蒙意识强烈的新生代公益人的张力，稍微用力不慎则可能步入徘徊，乃至弦断声绝、淹没于浩荡潮流。 　　这是中国相继年过弱冠的第一代NGO普遍面临的巨大挑战，并非只有自然之友一家。星星雨、地球村、绿家园等一拨创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老牌NGO，莫不曾经、正在或即将遭遇类似问题： 　　探索怎样的转型？建设怎样的治理机制？吸引或培养怎样的继任者？创始人什么时候退居二线？退居之后，如何帮助继任者打开工作局面？如何平衡两代人之间的理念和执行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怎样寻找发展机会、推动创新？……无论是创始人、理事会，还是新生代的继任者，恐怕都需要煞费一番心思。 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1993年3月15日，田惠萍在北艺幼儿园开张了第一个“孤独症儿童训练班”――“星星雨”的前身。而在当时，中国只有三名权威医生诊断过孤独症，全国针对孤独症的特殊教育领域，无论是学校还是医疗机构，都没有一家能够给孤独症儿童提供服务及相关信息。 　　“我得做一件事情，让全社会加入到我儿子的尊严保障中去。”作为一名孤独症儿童的母亲，德国留学归来的田惠萍深知孤独症儿童的安全和尊严保障不是她一个人能给的。当年，她36岁，看起来既娇小又柔弱，但是，她决心要唤起全社会对孤独症儿童的关注、尊重和平等接纳。 　　“我不是文人，而是知识分子。我有社会责任感，从知识和科学、理性，我认认真真地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知识分子。”二十二年之后，发已泛白的她仰卧在家里的安乐椅上，对《中国慈善家》说，“我觉得无愧于这个称呼，任何一个角度，我都很踏实。” 　　这种社会责任感同样激荡着梁从诫的心胸。他是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及林徽因之子，彼时已年过花甲，但仍志在千里。 　　就在田惠萍开设第一个“孤独症儿童训练班”的同一个月，梁从诫与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三人走在一起，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民间环保组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希望在“环保要服务于工业经济”的时代大潮中逆流而上，在公众之中开展环保教育、带动环保参与。 　　三个月后，6月5日，在北京西郊的“玲珑古塔”下，他们组织了中国民间第一次自发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标志着自然之友的正式发起。 　　1995年3月，又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将近两周岁的自然之友通过组织章程，并推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这届理事会共十二人，从1988年便开始关注环保问题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也在其中。 　　1996年，汪永晨从自然之友“分化”出去，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一起创立了“绿家园”，开始带着一批志愿者奔向大自然，决心“过一辈子人生，干两辈子环保”。 　　同一年，刚从美国访学回来不久、与汪永晨同样出生于1954年的廖晓义也做出了一个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举动，那就是独自带着当时只有八岁的女儿“北漂”，创办“地球村”。两年后的7月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她和梁从诫一起作为中国民间环保人士代表参与了会见。据后来的媒体报道，当时，他们两人被分别安排在克林顿的两侧。 　　无论是星星雨、自然之友、绿家园还是地球村，这四家老牌NGO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创始人都是走出象牙之塔的知识分子。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