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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来自满足用户需求《大宪章》升级换代不停歇 　　自《大宪章》签订之始，这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协议伴随着英国的历史和民主化进程一路走来，对于英国现代政治的塑造功不可没。不过，这份开启了英国式协商民主传统的重要文件并不是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一声炮响，为苦难中的英国人民送来了民主宪政”。 　　以今人的眼光审视《大宪章》的前世今身，绝不能简单把它理解为约翰王签署的一份“卖身契”。《大宪章》的前身是亨利一世时期颁发的《自由宪章》，颁发的原因与《大宪章》颇为类似，二者都是国王为了安抚贵族、保住王位而签署的契约性文件。但由于缺乏强制性，这份《自由宪章》并没有上升为法律。 　　不过，用契约条文来限制王权的“源代码”就此被镌刻进了英国的历史，无法再被抹杀。英国人一刻都没有把它彻底遗忘，而是像电脑程序员一样，把这份文件的“源代码”内核植入《大宪章》当中。不仅如此，人们还经常在实践中拿着份文件当枪使，用来捍卫、伸张自己的自由权利。例如，1226年，林肯郡的一群骑士控诉当地的治安官违背《大宪章》的原则执法。这是历史上较早使用这份文件的典型案例。 　　在此后数个世纪，《大宪章》的身影从未在英国的历史中消失。 　　“托古改制”很流行 　　约翰王死后，其子亨利和他的继任爱德华一世反复重申过《大宪章》的条文，14、15世纪，英国的爱德华三世和亨利六世国王也曾重申过《大宪章》。流风所及，当时法院里的律师在判案时，旁边都要摆放一份《大宪章》，以示公正。 　　虽然法官们不一定会再去翻阅里边的内容，但是这份文件立下的规矩和创立的法律精神，的确是为“公正”二字树立了一个标杆。就好比总统宣誓时要把手放在《圣经》上，此举意味着他需要以《圣经》为依据做出政治抉择吗？当然不需要。但这份文献又是必不可少的，它代表着一种信仰和神圣的承诺。 　　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宪章》在英格兰略微受到冷落。血腥的玫瑰战争时期，英国上下大乱，大贵族们穷兵黩武，急于争夺王位，也就顾不上宣读这份需要坐下来协商的文件。到了其后的都铎王朝，英国的王权空前强大，当年的那个不成器的国王约翰，此时也仅仅是被官方宣传为“敢于和教皇叫板”的典型，这主要是为了衬托、突出亨利八世国王与天主教决裂的“个人英雄事迹”，和《大宪章》没多少关系。 　　但从17世纪开始，《大宪章》以及它的那套协商民主原则很快又有了市场。当时，王权与民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制度改革迫在眉睫。英国的有志之士们向来崇尚一种政治上的“尊古”思维。此中道理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希腊文学艺术的尊崇，“尊古”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托古改制，实现制度创新。例如，稍早一些的政治哲学家培根就曾在著作中把《大宪章》誉为英国历史上法律与自由的基石。自培根以后，在不少政客与学者心目中，《大宪章》的地位与意义日隆，颇有成为“古今第一宪法性文献”的势头。 　　爱德华?科克爵士，这位诺福克乡绅之子，普通法体系里的重要法学家，成了那一时期对《大宪章》最重要的鼓吹者。作为地方法官和议会议员，他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向人们申明已经被某些人淡忘的《大宪章》原则。1628年，蛮横的国王查理一世提出了强行征税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议会通过《权利请愿书》，列数了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了古老的《大宪章》里“不协商，无征税”的原则。富有正义感的科克爵士就是当时这份文件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此后，恼羞成怒的查理一世强令解散议会，撕毁了《权利请愿书》，然而他无法撕毁的，是已经深入人心的民主协商理念。 　　当硝烟弥漫的英国内战尘埃落定，一场旨在推翻詹姆士二世统治的宫廷政变为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689年在伦敦召开的议会上，由荷兰渡海而来的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士二世成为英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更大程度限定了王权的范围，确立了议会在英国政治体系中不可撤销的主导地位。不过，这部旨在“恢复英格兰古老的宪政传统”的法案并不是凭空而来，依然是“托古改制”的产物。 　　君主立宪制度的源代码 　　有不少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权利法案》确立的基本原则脱胎于更早期的《权利请愿书》和《大宪章》。如果说《自由宪章》是源代码、《大宪章》是限制王权、伸张民权的1.0版，那么《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则可以说是更新换代后的2.0和3.0版。功能更强大的“新版本”推出后用户的使用情况如何呢？用户的良性反馈再明显不过了――自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至今基本没有动摇过，这期间有所改变的，不过是在《大宪章》的传统之下，对于民主议会制不间断的细致改革和调整，王室和大贵族的权利被越限制越小，普罗大众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与日俱增。 　　英国政治数百年来的稳定结构说明了一件事，对于不断升级《大宪章》原则所带来的益处，老百姓的确是买账的。历史就像一个市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