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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值得思考 冯士军 尴尬现实催生新“读书无用论” 小雨和小风是一对亲兄弟。2010年2月，除夕之夜，弟弟小风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小外甥每人一个红包后，也给了小雨一个。当哥哥的小雨自然有些不自在。弟弟发觉后和他开玩笑：“你找到工作后再加倍还我就是了!”偏偏小外甥不懂事，插嘴道：“大舅，你找到工作后也要给我发红包!”小雨简直无地自容。 小雨比小风大两岁，上高中的时候两人学习都很好。小雨考上大学那年，小风刚念完高一，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上学，小风主动选择了辍学。小雨当时信心满满地跟弟弟承诺：“我大学毕业后一定送你上大学”他万没想到，四年之后走出校门，他却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整整一年，他在深圳、广州和长沙之间多次辗转，跑人才市场，托关系找老乡，可除了贴进去几千元路费和伙食费，毫无收获。小风却很顺利，辍学后在一家磨具厂做学徒，慢慢做到了师傅、组长，工资也从最初的三四百元涨到了如今的五六千元。小雨并不妒忌小风，可每次听到父母用赞赏的口气跟邻居们说起小风如何有出息时，他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他明显感觉到，不仅是父母，亲友、邻居看他的眼神也不像当年他刚考上大学时那么满是羡慕和钦佩了，他成了“读书无用沦”的最好证明。小风却因为有出息，成了村里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小雨当年考进那所一本(本科第一批录取)院校时，因为是村里唯一的一本生，家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宴请亲友乡邻，答谢恩师。父亲领着他挨桌敬酒，脸上写满自豪。这些在如今想来都成了一种讽刺。现在村里谁家孩子会读书，就会有人说风凉话：“会读书有啥用？小雨可是一本院校毕业，连个工作都找不到，还不如他弟弟，早早出去打工，学门技术，吃穿不愁。” 无奈的现实已经让小雨做出决定，过罢年就跟弟弟一起走，在弟弟手下做一名普通工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金属材料专业，他相信做个工人养活自己应该不成问题。 小雨不是特例，他只是众多无奈的“天之骄子”中的一员。在他们那个两千多人的村子里，近三年来大学毕业生有十几个，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的只有两个，其他的都还在求职路上四处碰壁。小雨说他非常后悔念大学，白白让父母浪费了那么多钱。他的话可谓代表了和他一样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的心声。就业难让他们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家长们万分尴尬。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子女跳出农门，改变命运，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他们的愿望。要实现这个愿望，读书曾是一条重要出路。如今他们发现，倾注大量财力后却达不到预期目的，孩子大学一毕业即待业，他们对子女读书的投入热情便急剧下降，“读书无用论”也随之抬头。 2009年，某些偏远省区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率仅20％左右，全国有84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张初中或高中文凭就能出去打工挣钱，很多家长认为没必要再花“冤枉钱”让孩子读大学，将来还找不到工作。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曾对某镇中学160多名初三年级农民子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选择继续上高中的只占27％，其余学生要么选择上技校或职高，要么选择打工。很明显，广大农村已成为这一波“读书无用论”影响的重灾区。 读书是否真的没有用？ 那么，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采访。其间，笔者接触到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位叫许博金，被人们认为是“读书有用论”的最好见证；另一位叫余进喜，是“读书无用论”的最好例证。两人都来自农村，如今事业上都称得上成功，不同的是，许博金大学毕业，如今自办公司，是典型的城市中产阶层；余进喜则只念完了初中，如今是某私营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人资产数百万元。 许博金考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家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爸爸做生意失败欠了十几万元外债。亲友们都劝许博金：“别再读了，现在大学生又不包分配，念也白念，不如早点出去打工，为父母减轻点负担。”那时候，许博金的初中同学大都在广州打工，有两个还成了村里的“富姐”，为家里盖了新房，大把大把地给父母汇钱。村里的人虽然都知道她们只不过在南方做有钱人的“二奶”，但还是很羡慕，觉得她们有本事。许博金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固执地揣着仅有的2000元学费走进了大学校门。因为家里穷，她要自己挣学费，大学四年她搞过推销，卖过报纸，发过广告，做过家教，甚至摆过地摊。她始终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听老师说学好英语毕业后容易找工作，她开始狂攻英语。大三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大四通过英语六级考试，还多次参加学校和市里组织的英语演讲比赛并获奖。有了这些资本，大学毕业后她顺利被一家外贸公司录用。从办公室文秘做到翻译，又做到总经理助理、董事长助理，工资从1000元涨到5000元又涨到10000元。后来，她跟男朋友合伙办了一家公司，迈入了城市中产阶层的行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