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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认识偏向与实践误区 　　摘要：“多学科研究方法可能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特方法”这一论断令高教界颇为振奋。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传统“三独立”的学科标准对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苛求，缓解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身份危机。但是目前学界对多学科研究方法存在着诸多认识偏向――多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的具体方法，观点，视角，范式，还是方法论？“多学科”研究是不是“多个学科”的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不是一回事？研究结论是否会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在具体操作中，研究者也存在着许多实践误区――“多学科”研究与“单学科”、“他学科”研究是否有区别？“借鉴”是多学科研究的初衷？多学科研究必将高等教育学引向“研究领域”？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多学科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有效性。因此，澄清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诸多误区对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而“松散型学科”恰恰是多学科研究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松散型学科”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3-0028-08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草创时期。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2014年，高等教育学学科成立30周年。但是高等教育学在学理上能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自立于世”？对此问题，有人坚持“学科论”[1]，有人弘扬“领域论”[2]，有人采取折衷的观点――“在学科与领域之间”[3]45-50，也有人提出“超越论”[4]。20余年过去了，这场持久的论争似乎并没有结束。 　　单就传统的学科标准来说，高等教育学是难称学科的，因其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独立的概念系统。依此而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身份危机在学科创立时期就存在，而今天这一危机仍未解除。学科危机与现实拷问的双重困境使得许多学者深感焦虑，期冀寻求一种工具或路径来证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合法性。2001年，潘懋元先生领衔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出版，“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方法可能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特方法”[5]2这一论断令学界颇为振奋。可以说，这一判断避免了高等教育研究陷入固守“学科情结”的封闭研究心理，[6]昭示着高等教育研究的非本质主义转向，[7]同时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也提供了一种新思路。[8] 　　一、多学科研究缓解了高等教育学的身份危机 　　事实上，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克拉克（Burton RClark）在1984年出版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开创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先河。不得不说，该部著作的问世与其学科背景或学术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也许鲜有人了解到克拉克师从杰出的组织社会学大师塞兹尼克（Philip Seiznick）。“分析复杂组织的确令人兴奋，我真正相信社会学的这个特定领域的重要性……四十年后的今天，尽管我已经退休，我仍然坚信这个观点。尤其是我发展出了跨学科视角并使社会学的边界更加清晰之后，也仍持如此观点。”[9]10这就旗帜鲜明地展示出组织的观点在分析高等教育复杂组织方面具有跨学科性。克拉克运用聚光灯与舞台作喻揭示出多学科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重要价值，“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10]实际上，这句话也道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真谛――只有宽阔的论述才有可能是全面而深刻的见解。 　　潘懋元先生在《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写道：“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既要横看，看到它的逶迤壮观，又要侧看，看到它的千仞雄姿；既要入山探宝，洞悉其奥秘，又要走出山外，遥望它的全貌。”[5]2这表明观察事物的角度至关重要，“横看”还是“侧看”、“远看”还是“近看”、“仰视”还是“俯瞰”是视角选取与方法选择的问题。高等教育学之所以要开展多学科研究，主要是为了避免落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窠臼。开展多学科研究是由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它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概念体系三个方面消解了传统学科标准对高等教育学的绑缚，缓解了其学科身份危机。 　　（一）“独立的研究对象”对高等教育而言似乎是个苛求 　　从学科性质上讲，高等教育学更多地归属于应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复杂的，面临的研究问题也是多样的。因此，“独立的研究对象”对高等教育而言似乎是个苛求。毕竟“独立的研究对象”这一学科标准只是学术分工的一种需要，而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操作意义。在具体研究中，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与领地与其他相邻学科产生交叉的现象不一而足。 　　正是高等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宣告了单一学科视角研究思路的失败，而必须转向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可以说，教育学在学科建立过程中为了实现“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