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民事赔偿若干问题探讨.docVIP

证券民事赔偿若干问题探讨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规定 鲁篱 　 　　关键词: 司法权/行政前置程序/司法解释/民事赔偿 　　内容提要: 本文对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民事纠纷的规定中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检讨和评析。通过对行政前置程序正功能和负功能的剖析，对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利与弊的比较，我们可以观察司法权在我们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司法权拥有者的自我定位和操作理念，文章最后对最高法院的关于民事赔偿数额的确定进行了批评和重新的设计。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10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无疑是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标示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从理论层面步入到实践运作，并且也启动了投资者证券民事赔偿请求权的现实运作，其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意义不可低估。虽然《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经多次论证后才颁行的，但是，仔细审视《规定》的相关内容，不难发现，《规定》的相关制度理念存在较大缺失，一些制度设计及做法仍有商榷之必要。基于此，笔者拟对《规定》中所涉及的行政前置程序，司法解释立法化及民事赔偿数额的确定等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逐一探讨。 　　一 行政前置程序的正功能与反功能 　　行政前置程序的规定可谓是《规定》中引起争议最大的制度设计。有学者以为此规定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但另有学者却主张该规定减少了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对投资者而言是利大于弊。论战双方对此的争议莫衷一是，至今仍未平息。其实，在我看来，限制投资者的诉权或减少举证责任都是行政前置程序较为显明的正功能与反功能，而进一步的功能分析表明行政前置程序的正功能与反功能不仅限于此，其更蕴含了一些不为人们所察觉甚至是不便言说的功能，因而对于行政前置程序正功能与反功能的全面检视，对于我们赞成或批判行政前置程序，进而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司法权在我国现实的定位问题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行政前置程序的正功能 　　正功能是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系统或制度进行性质分析的主要视角之一。其意指该系统或制度设计存在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考察行政前置程序的正功能主要是指审视该制度的某种实行后果是否提高证券法制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适应力和弹性度，促进了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协调，稳定和一致，有助于社会系统的良性运作。笔者认为，行政前置程序的制度设计在我国具有如下正功能： 　　1、减少了证券投资者(原告)的举证责任。此为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因而一旦证券投资者因被告虚假陈述而致损害，其往往将因无法有效举证证明被告有虚假陈述的事实而致败诉，而行政前置程序的规定则突破既往举证责任制度对证券投资者的囿限，从而使投资者可以反凭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书或者法院生效的有效判决书便可请求赔偿，进而大大减少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并提高了原告胜诉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奚晓明对这样一种诠释和说明明确予以认同和确认，在他看来，由于有了前置程序，原告的举证责任确实比被告轻，这已经不是举证责任的倒置的问题，而是部分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甚至某些时候根本不需要除身份证明，交易凭证之外的举证，因为前置程序就是证据。 [1] 　　2、行政前置程序有助于防止滥诉，提高司法效率。一些学者对此也有所认识，在他们看来，行政前置程序规定可以使投资者只有等待行政处罚决定下达生效以后才可提起诉讼，这样便能避免不少投资者在尚未掌握胜诉必需的证据的情况下贸然起诉，从而在耗费自己的人才物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司法运作的成本，在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频繁的现实条件下，这样一种滥诉行为对于我国司法效率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揣测最高人民法院也担心，如果不通过行政前置程序的制度来限制一些不太理性的投资者的滥诉行为，那么各地法院将因蜂拥而至的证券诉讼而无法开展对其他有社会冲突的有效审理，从而使我国司法运作效率更加低下。 　　3、有利于给予案件公正的处理，保障司法的统一性。由于我国司法资源的分配存在着严重的地方差异，不同地方法官的素质及审判技艺不尽相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较为严重，因而同一案件事实极有可能面临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审判结果，特别对于证券民事纠纷这类新型案件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法律对起诉设定行政前置程序的要件规定，那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保障证券投资者胜诉的可能性，进而实现对证券投资者统一，公正的司法保护。 　　4、有利于法院推卸责任，保障其在政治上的安全地位。证券市场是一个公共性特征非常突出的行业，其一旦发生纠纷，所牵涉的对象将是不特定的成千上万的社会公众，由此主导纠纷处理的机关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处理失当，其将承担难以预料的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