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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非法肾脏的洗白之路 　　在现行的尼泊尔政策下，人体器官只能由患者的亲属进行捐赠。如果捐赠者在手术后三个月内死亡的话，医生可能会被以谋杀罪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的器官交易黑市兴盛起来。去年，该国非法买卖的肾脏数量高达7000个，被冠以“肾脏银行”之名。 　　 　　十分之一的发病率 　　春尼?德佳尽管才34岁，却已经不幸患上肾病达三年时间。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比尔医院内，她和其他三位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的病人挤在一张床上，因为空间实在太过狭窄，她不时发出痛苦的呜咽声。 　　这家全尼泊尔最老的医院设备陈旧且卫生条件堪忧，却是整个加德满都地区能够正规提供透析服务的少数几间医疗机构之一。 　　德佳的左手手臂上两条针管正进行着一进一出的透析作业，一条吸取含有有害物质的血液，另一条则将净化过的血液输送回来。 　　由于两个肾都已经失去正常作用，她不得不每周两次固定地到比尔医院来透析。这里每次要价约35美元。“我现在真是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个过程太痛苦了。”她说，持续透析的花费已经让她和她的丈夫陷入绝望。 　　在尼泊尔，和德佳一样遭受肾病折磨的人数多达260万，大约是这个国家总人口的10%。而每年因为肾衰竭丧命的人数则多达3000人。尼泊尔当地新闻机构从数家医院获知的情况显示，这些数据还在逐年上升。 　　相比之下，在因肾病高发而成为全球透析产业基地的中国台湾地区，这类疾病的发生率也只有8.2%――高雄医学大学的报告称，台湾地区可以排到全球第二。和台湾不同的是，尼泊尔并没有那么先进的医疗水平。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尼泊尔的肾病增长率不断上升，但能够提供透析服务的医疗机构却一直只有八家，而且其医疗费用对大部分尼泊尔民众而言根本难以承受。“每年急需透析治疗的病人超过2500位，但现实是我们只有供100人治疗的资源。”特里万布医科大学的卡乐菲医生说。 　　除此以外，这八家透析机构中除了B.P医疗中心是在东部城市打哈兰以外，其余七家全都集中在首都加德满都，这使得其他地区的患者很难就近得到日常透析治疗。 　　就像其他很多肾病患者一样，德佳和她的丈夫为了给她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并卖掉所有的财产。在这之前，德佳的丈夫在加德满都的一家私人企业从事市场企划工作，约81美元的月薪在当地人看来已经颇为丰厚。 　　然而在如同无底洞的每周两次透析面前，这点钱根本不够。德佳说她每月包含透析在内的所有治疗费用要花去540美元。她的丈夫则说他们已经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无数的钱，他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透析和肾移植是治疗肾病的两个主要手段，但显然在尼泊尔，大部分人都无法负担起这些费用。”卡乐菲医生说，肾移植在2008年以前在尼泊尔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在这以后的各种限制仍然很多。“比如在2009年就只有16位患者接受了肾移植手术，后来的最终康复率有多少，没有人知道。” 　　 　　猖獗的黑市交易 　　在现行的尼泊尔政策下，人体器官只能由患者的亲属进行捐赠。如果捐赠者在手术后三个月内死亡的话，医生可能会被以谋杀罪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的器官交易黑市兴盛起来。去年，该国非法买卖的肾脏数量高达7000个，被冠以“肾脏银行”之名。 　　在贫困山区，许多农民只能靠卖肾脏赚钱谋生，将其当做维持家庭生活的出路。比如在加德满都附近的小村庄霍克斯，因为几乎人人都卖过肾而被称为“肾谷”。一位37岁的女性吉塔说，她卖掉肾是为了给家里买套房，然而这套房子却不幸随后在地震中坍塌。 　　因为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比较宽松，邻国印度成为很多器官贩子的首选。社会学家甘勒西?古绒在尼泊尔数个贫困山村走访后发现，肾贩子通常会以“高额回报”诱骗当地的淳朴农民，带他们前往印度，并在那里设法割肾。 　　“卖肾者一到印度，语言不通又没有钱，只能任由肾贩子摆布，对于自己身上的器官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古绒说。 　　居住在加德满都附近加迈迪村的36岁农民马哈布?帕拉居里就是这样的一位受害者。 　　眼看着越堆越高的债务和失去唯一一块耕地的危险让他不得不选择将自己的一个肾脏卖给肾贩子。在几乎绝望之中，帕拉居里接受了肾贩子开出的2200美元价码，然后跟着他去了印度。 　　“我是等到回到尼泊尔后才从肾贩子那里拿到钱，然而却只有当初承诺的三分之一。”帕拉居里说，因为不够还债，最后他还是丢掉了自己的耕地。“我要是知道他会骗我的话，我根本不可能答应卖肾。” 　　在这次悲剧后，帕拉居里的家人完全抛弃了他。他现在在加德满都打一些短工，但由于少了一个肾，他经常觉得做不了重的苦力活。“我时不时地会觉得腰部很痛。”他说。 　　“这里的农民不仅贫困，而且受教育程度很低，黑心的肾贩子要玩点花招一点都不难。”古绒说，有一些受害者完全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