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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滞缓问题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引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指导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化发展，然而收效甚微。文章对梯度转移理论及其约束条件加以论述分析，将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与京津冀产业转移现状相结合，就阻滞京津冀产业转移的因素加以深层次研究，以期能为指导河北顺利承接京津产业转移，规避产业梯度陷阱提供有益指导。 　　【关键词】京津冀 产业转移 梯度陷阱 　　【中图分类号】UF061.5 【文献标识码】A 　　“京津冀”这一理念的提出已经有20多年，该理念提出后曾有大量学者就京津冀区域内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行性及其效果进行论证，业界对此一直看好。然而，在各地政府、行业、企业的多年努力下，“京津冀”的一体化或协同化发展之势并未如愿。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河北与天津、北京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可从三地的年度人均产值中看出一二。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04～2013年十年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由6033.21亿元增长至19500.56 亿，北京的年末常住人口由1493.00万人增长至2115万，据此可以测算出2004～2013年十年间北京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40409.98元人民币增长至92201.23元，十年间北京地区年度人均产值增加值达51791.25元。同样，依据此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出2004～2013年十年间天津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38380.57元人民币增长至97623.37元，十年间人均产值增加值达59242.80元。2004～2013年十年间河北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12450.62元人民币增长至38594.59元，十年间人均产值增加值达26143.97元，2004年河北与北京的年度人均产值差为27959.36元，而2013年这一数值增加为53606.64元。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间，京津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然而河北与京津的经济差距正逐步拉大。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与理论存在矛盾，说明简单套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是走不通的。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京津冀”问题上出现失灵。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引入国内，国内经济学者运用该理论对我国施行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随后该理论逐步取代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的“平衡发展理论”，成为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甚至被冠以“中国模式”的高度评价，其背后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顺利实施密不可分，尤其是在我国的“七五”、“八五”计划工作重点及目标中所提到的“实行沿海地区优先开放战略，以部分地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中国化”。改革开放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进一步深化。在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内的经济圈、都市群的经济发展中该理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失灵问题的研究逐步升温。学者们逐步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的研究上来。其实任何理论都有其实现条件，即约束条件，“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也不例外。近年来，对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的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邹俊煜（2011）从古典经济学角度，借助生产函数理论，分析整理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认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大致可归纳为：一是经济运行采取市场经济模式;二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产业输出与输入;三是从要素的流动性来看土地与劳动均不可流动，唯有资本是可以按照市场规则流动的。① 　　刘友金、吕政（2012）则认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包括：一是劳动力的非流动性，即各区域的劳动力只能在区域内，不能在区域间流动;二是同类产业在不同经济空间内组织效率几乎没有差别;三是政府不会直接干预经济的运行;四是经济技术处于高梯度的地区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等等。只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由高梯度地区向次高梯度地区进行产业和要素的转移才能顺利实施，如果其中任一条件不具备，就会出现产业转移的障碍。②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北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就已开始，多年来从未停止。然而，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多年来一直处于“舍与得”博弈状态，即“大企业京津舍不得往外送，小企业河北不愿意要”。这一博弈直接决定了京津向河北转移的产业呈现以下特征：一是转移企业多为小企业，如今年公布的两批次北京市“外迁企业”共涉及239家企业，包括：建材、化工、铸造、服装纺织等门类行业。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小，大多已不在北京鼓励发展之列。二是转移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