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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的流浪者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在奥威尔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多数人只认为《一九八四》值得一读，至多可以延伸到《动物庄园》，它们的确已译成60多种文字，销量超过4000万，只是标签化也十分明显：反极权主义和政治寓言。 　　《巴黎伦敦落魄记》则是他最早获得成功的书，准确地讲，也是他最早出版的，尽管他二十出头就开始尝试写作，但在30岁之前的人生里，并不清楚自己要写什么，甚至写得很糟糕，连手稿都没有留下。 　　在清楚自己写的不是那种全景式文学后，“他走进市场，四处观望”，紧接着就埋头苦干了起来。1931年，奥威尔由于喝了“四到五品脱酒，和几乎整瓶的威士忌”，成功地以“醉酒”的名义被捕，并如愿地在监狱里度过了48小时。这段过程，奥威尔写在了一篇未发表的散文中。而这段流浪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历险，只不过是任性的作者众多实地体验的例子之一。 　　1928年，25岁的奥威尔从副警长的位置上辞职，随即离开工作了5年的缅甸。此后的4年间，开始了多次流浪之旅，一方面是“对自己家庭的殖民渊源的赎罪”，他被那些身处边缘的赤贫者所吸引，用极大的勇气“从舒适踏足肮脏和极其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他失去收入来源，如果不依靠极力反对他辞职的家人朋友，人生轨迹的确也会不可避免地滑入最底层。 　　他在巴黎的两年时间，其实与海明威和乔伊斯是重合的，甚至在后者常去的双偶咖啡馆，还见到过。但奥威尔的巴黎与他二人的巴黎全然不同。就像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前23章的巴黎部分中所描写的，奥威尔在贫民窟生活，并让自己介入得很深。 　　1929年春天，他得了严重的流感，住到卫生条件十分不堪的公众病房，在他后来发表的《穷人的死法》（How the Poor Die）中，见证穷人“缓慢、发臭、痛苦地自然死去”。正是这次住院，导致了奥威尔原本就边缘的生活陷入更大的绝境，他在旅馆的房间被洗劫，按照《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所写，他身上一共剩下的钱是47法郎，随后就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从这个角度，其实“在巴黎和伦敦的穷困潦倒生活”这个翻译，更适用于这部作品――从纯粹文学的观点来看，这是“把新闻写作嬗变成了一种艺术”，早已领先于若干年后还在兀自争论谁才是“非虚构写作”发明者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 　　单凭“落魄”二字，足以让人误以为是如今流行的“明星体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桥段，事实却远非轻描淡写和浅尝辄止。直到获得在餐馆洗碗工的机会，他才终于过上了不至于挨饿的日子。这个机会如此宝贵，以至于一天工作11个钟头、跑腿15英里，并且是在狭窄高温毫不透气的地下室里，也不在话下。 　　用升降机运送准备好的食物、用过的餐盘，巴黎许多餐馆至今还沿用这套节约空间并只展示光滑面的动作法则。此时回想起从前在巴黎时午餐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店堂空间本来也不大，除去一个结账的前台外，剩余的就是仅有两条椅子距离的餐桌了，便是这类祖辈传下来的家庭式餐馆中，初次见识墙壁张开的一个口子，而服务员（店家年轻的女儿）推起窗门就能变出两盘食物――便有一种观察者的自我认知。 　　如果说这个层面的巴黎，在作者接近自我惩罚的有意接近中，显露出来一个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甚至想象到过的巨大一面，不同于同时代的乔伊斯，不同于今天你我所见，却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就像作者所做的对比：客人坐在那里，周围一派光鲜，仅仅隔了几尺远，我们却置身于令人作呕的污秽中。 　　1929年底，奥威尔离开巴黎，回到伦敦，因为有朋友介绍了份照顾先天痴呆儿的工作，之后未果，不得已，又开始了在伦敦的流浪、乞讨和偷窃的生活，开始辗转于若干收容所，而且从他的语气来看，巴黎做洗碗工的生活显然更有“动物式的满足”，因为“在本国之外做下层阶级更容易”。 　　火柴般纤薄的墙壁和聚集无数臭虫的墙壁，与这类赤贫细节如影随形的，是“百无聊赖的滋味”，因为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天，人也不称其为人，“只是一个肚子，附带几件器官”。但同时，贫困还另有一种奇特的安慰，“这是一种释然的感觉，几乎是一种喜悦――你知道自己终于真的贫困潦倒了”。此外还有一种逻辑十分顺畅的心理过程：在你浑身上下只有100法郎时，你会吓得魂不附体，等到只有3法郎时，就很无所谓了，因为3法郎至少直到明天还有吃的，反正也不可能考虑后天的事。 　　但是最终，被迫的闲散摧毁了流浪汉的灵魂，奥威尔发现，人们对流浪汉是无赖、逃避工作的固有偏见经不起推敲。因为赤贫者对于不断往下的生活毫无反击能力。 　　对奥威尔而言，更为残酷的事实则在于他对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不认同。 　　他出生于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并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其时，1100名男生都是经过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而奥威尔更是其中获得奖学金的70人之一。按照今天犬儒主义者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