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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饮酒窥视“魏晋风度”之内涵 　　[摘 要]魏晋时期的名士特立独行、荒诞怪异的言谈举止及其精神特质，被后人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其中文人士子们以酒会友，借酒佯狂，托酒隐世，纵情饮酒的故事俯拾皆是，构成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名士们借酒表达对动乱现实无法把握的逃避和不满；在看似放荡不羁中彰显个性，彰显性情之美，真实之美。逃避与张扬，压抑与觉醒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魏晋名士之风流。 　　[关键词]魏晋风度；借酒佯狂；托酒隐世；逃避与张扬；压抑与觉醒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7 ― 0090 ― 02 　　一、魏晋风度 　　魏晋从严格意义上划分始于东汉建安年间，历经三国和两晋。文学史上称这段为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长期分裂，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三十多个王朝。旧有的社会秩序已经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尤其在正始（240-249）时期，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曹魏集团经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到正始时期，已日薄西山。魏国内部发生了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一直垂涎于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却如日中天，他们大肆杀戮异己，刀光剑影，“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 （《晋书?阮籍传》） 　　在乱世中，敏感的士子文人最容易感受人生无常，生命脆弱，个人力量的渺小无奈，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他们政治理想落潮，建功立业之心只能被忧生之嗟代替，从而通过极端的方式最大程度宣泄生命的忧惧，达到个体生命的极致。正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白华《美学散步》）。但“它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同时又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同上）。？魏晋时期的名士们特立独行，甚至是荒诞怪异的言谈举止及其精神特质，被后人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汉诗诗人大沼枕山写过两句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当代学者余秋雨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历史上最风流的文化有两种，一是魏晋名士，二是晚唐诗歌。这二者都达到了风流的极致。魏晋时期的名士们特立独行，甚至是荒诞怪异的言谈举止及其精神特质，被后人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 　　二、魏晋名士的“饮酒”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它成为中国文坛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剂，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从曹操到陶渊明，从唐诗宋词一直到明清小说中，酒成了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与文化承载。尤其在魏晋时，文人士子们以酒会友，借酒佯狂，托酒隐世。纵情饮酒的故事在魏晋俯拾皆是，蔚为壮观，成为魏晋风度中抹不掉的精彩风景，华美乐章。 　　曹操的在《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吟诵中，开始借饮酒寄托时光易逝，渴慕贤才来辅佐成就统一大业的人生感慨。 　　正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则是魏晋饮酒的代表。《世说新语?任诞》这样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他们个个嗜酒如命，留下了许多悖于世俗的饮酒故事，而以阮籍为甚。关于阮籍饮酒的故事，史书记载很多。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城府颇深的阮籍，既不满司马氏的虚伪与阴谋篡权，但又不愿公开反对司马氏，于是阮籍便装糊涂，嗜酒佯狂。“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晋书?阮籍传》）“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同上）我们发现阮籍是装糊涂的高手，在他佯狂装醉的六十天，内心需要承受多大的煎熬痛苦。他的醉酒是既想坚持本真本我，同时又无奈。是逃避现实，躲避政治迫害的形式。《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正与人下棋，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对方请求停止，阮籍坚持下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同上）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猪，喝了两斗酒，然后与灵柩诀别，话说罢了，又一声恸哭，于是吐血几升。伤害了身体，骨瘦如柴，几乎丧了生命。阮籍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表达爱是从自己情感出发，他不愿为了迎合礼教而去表演给人看。这时他的饮酒是排遣丧母后内心巨大苦痛的手段。 　　还有阮籍侧卧酒家女旁却坐怀不乱的记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同上）世人也不以为阮籍不正派。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酒后乱性之人，对邻家妇人没有丝毫不礼之处。虽醉酒，睡在邻家美女旁边，仍保持君子风度，可见他不是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