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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困境与解救之路 　　 罗小凤是个知识结构完善、素质能力全面、学术成果丰硕的年轻学者。多年以来，她在文艺学研究、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诸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将诗歌创作、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集于一身，并在三个方面实现有机的融合互补，以诗人之心评论别人的作品，以理论指导批评与诗歌创作，而又以批评实践丰富理论，不断提高诗歌创作水平，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执着追求应该大力提倡。 　　 著名诗人曹植《与杨德祖书》云：“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此非虚言，其实也本该如此。试想，一个连一首古诗都写不出来的人竟然对李白、杜甫评头论足，一个连一首新诗都写不出来的人宣称自己研究郭沫若、闻一多，窃以为自身的资质尚且不够，又焉能发表什么真知灼见！在这方面，罗小凤对现当代新诗发表意见，显然具有充分的资质和权力。近读她的新著《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感慨颇多，兹仅就此书在方法论方面特色略谈几点观感。 　　 宏观视野是这本书的显著特色之一。说到研究方法，马上就想到我国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当代西方诸如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现象学等纷至沓来，风起云涌，年轻学者欣喜若狂，趋之若鹜，纷纷拿起此类新式武器尝试解剖研究对象，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成果，特别是开创了我国新时期以来思想领域最为活跃的局面。其实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拥有悠久的传统、科学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关于文学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v，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此谓“宏观”云云，盖不单指宏观一层，还应包括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从《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所列举的“参考文献”来看，即有报刊杂志43种、著作88种、论文集11种、论文与学位论文20种之多，其实际阅读恐怕并不止于这些，而其中关乎研究重点的资料当更为丰富繁多，可见作者阅读面之宽广，亦可见作者的研究基础是多么雄厚扎实。从书的逻辑框架亦可看出，各章的第一节一般描述宏观历史背景，即“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之社会文化环境，从而为下面的个案分析提供可资运行的基础轨道和具体路径。如第四章 “诗需想象”、第六章“诗的效用在‘暗示’”等，在总述历史文化背景之后展开具体分析，从而形成一个阵容严整的宏观网状结构，给人以全方位展示和总体印象。不仅如此，正如作者《后记》所说：“因为这个选题，一端牵着新诗，而另一端牵着博大精深绵延几千年的古典诗传统，研究这个选题便意味着要对新诗与古典诗传统都进行深入考察，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也正因为具有挑战性，所以这项研究也就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为我们提供了一幅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再发现的宏观图景，揭示了这次艺术探险的历史价值、艺术规律和现实意义。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这本书的显著特色之二。19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个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是保证思维正确性的客观基础，也是我们研究新事物、总结新成果、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的有效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范畴，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概念，其实讲的也是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全面考察问题必须兼顾的两个基本维度。1930年代的时间界定，“历史”之维度也;“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研究之论域即意识星空也;而各自独立又密切关联的“晚唐诗热”、“什么是新诗”、“废名”、“林庚”、“卞之琳”、“何其芳”等等，则是分布于浩瀚星空的最闪亮的理论坐标和关注焦点。历史起码有两个层面，一是自然历史，即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二是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它其实是客观历史的一种重建，是意识（语言）构建起来的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带有许多主观的成分。当然，时光不能倒流，我们只能依据史料进行研究，从而再次构建纯属研究者个人的对以往历史的基本认知。就逻辑层面言，对于1930年代的这一新诗话题，它的本来面目乃是众声喧哗的状态，而将大量且庞杂的材料进行区别归类分析，进而描述出比较清晰的逻辑体系，实际上是研究者建构的产物。本书按照本体论特别是以创作论为主体建构起来的系统框架，从“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之历史发展、理论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