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會秩序的价值基础.docVIP

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 龚长宇 郑杭生 本文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摘　要：现代人无可逃避地生活于陌生人之中,陌生人是处于不同文化群体、游离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之外、信守不同道德准则的人;相对于熟人社会,契约和法律成为维系陌生人社会秩序的权威力量;但是要克服陌生人关系中的去道德化倾向,还需要奠定以信任和责任为核心的价值基础。 关键词：陌生人　社会秩序　信任　责任 ? 现代社会是由城市化、工业化、理性化、流动性等符码来表征的,正是这些密切关联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秩序,而创造并承载着现代社会秩序的现代人同样区别于传统社会,现代人在失去了传统宗教的精神关怀、丧失了“田园诗”般的小农生活气息,在尽其所能地追逐个人利益、争取个人自由、彰显个人价值的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漠,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孤单和无助。究其原因,用齐尔格特·鲍曼的话说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①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才是造成或者增加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冷漠、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真正根源。笔者试从陌生人的角度切入,展开对现代社会秩序之合理性的分析与思考。 一 较早关注陌生人问题的学者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齐美尔是在追问“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极具现代意义的问题过程中关注陌生人的。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指定的由他自己填充的位置,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如果说作为脱离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是与固定在一个地域空间点在概念上的对立,那么‘陌生人’(Der Fremde)的社会学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界定的统一。诚然,在这里也显示出,同地域空间的关系一方面仅仅是同人的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的象征。”②一个特定的空间往往是一个具有边界确定性的地域范围,它包含着在此范围内生活的人们彼此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陌生人是从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外介入的,他们来自于另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对于当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来说,他们是接近的,同时又是陌生的,也就是说,陌生人已然成为所介入群体的一个要素,但同时,陌生人也包含着与所介入群体的一种外在和对立。英国后现代社会学家、伦理学家鲍曼承继着齐美尔的分析范式,在反思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陌生人的概念:“陌生人不仅仅是一个不熟悉的人,而是指我们没有很好地了解的任何人,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或是不知道。”③很显然,鲍曼笔下的陌生人不是传统意义上仅仅通过“距离”所能判定的,而是基于价值准则的不同而出现的,是价值多元化社会最明显的标志。与齐美尔和鲍曼不同,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力图在启蒙运动坍塌的道德工程的废墟中“挽回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道德异乡人”(moral strangers)的概念。所谓道德异乡人就是“隶属于不同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的成员。”④道德异乡人有别于“道德朋友”,他们享有足够的共同的充满内容的道德,因此可以诉诸共同认可的道德权威来解决矛盾和争端,道德异乡人却属于不同的道德共同体,持有不同的道德观,无法通过圆满的道德论证来解决道德分歧。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陌生人问题也早有关注,在研究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他看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而且“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⑤ 如果说齐美尔和鲍曼偏重于从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理解陌生人,那么恩格尔哈特则侧重于从道德的意义上分析陌生人,费孝通先生更注重从总体社会结构格局变迁的层面分析陌生人,而且陌生人问题始终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从下面几个层面界定陌生人:首先,陌生人是“外群体”中的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是陌生人产生的基础,这一对概念最早见于美国社会学家W. G.萨姆纳的《民俗论》(1906),内群体里的成员因为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道德资源、共同的道德权威,因而可以相对和平的生活在稳定的秩序、法律和经济中,对所属群体有归属感,表现出肯定和忠诚的态度,内群体以外的群体就是外群体。人们对外群体往往表现出排斥和疏远的态度。内群体和外群体明确区分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内外有别的观念不仅内化在群体成员的心里,而且有时也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外在的形式加以突出和强调,比如名称、符号标志、服饰、礼仪和习俗等。相对于内群体来说,处于外群体的人就是陌生人。其次,陌生人是处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之外的人。人的社会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