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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国家：饮食与认同 　　食色，性也。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生存），又寄托了人们无限的情怀（生活），它可极简，可极丰，“一箪食一瓢饮”固值得嘉许，“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它平淡至日常重复单调的买??烧，又绚丽至充满仪式感的击钟鼎食。借用历史学家和美食家逯耀东先生的平实话语，饮食“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实际生活……同时也反映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正因此，饮食可能是人之认同―我们属于谁，谁与我是同类―的最佳载体。一日三餐，选择怎样的食材佐料、运用怎样的烹饪方式、具有怎样的餐桌礼仪，这些看似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却往往由所处社会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文化所塑造。饮食既然浸润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便也承载着对特定群体的记忆和归属感。我们常常可以读到，舌尖上的那一点滋味，不论多么朴实无华，却浓缩了多少乡愁，值得为之魂牵梦萦，恰如莼鲈之思的著名典故。 　　当然，若考虑到认同本身就包含着“我们是谁”（自我）和“我们不是谁”（他者）这一体两面的问题，饮食所承载的内容就并非始终如此浪漫温馨。就此而言，关于饮食和认同，最为精辟的一句描述，当来自于人类学名著《甜与权力》。作者在开篇便提到： 　　人类的食物偏好在其对自我的界定中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在人们看来，那些与自己吃着截然不同的食物，或者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吃着类似食物的人，往往与自己有着天渊之别，甚至更为低等。 　　简而言之，在很大程度上，饮食是划分“我们”与“他们”的重要标志。一个群体的内涵与外延是个多少有些抽象的概念，饮食却为之提供了“平常”的物质基础，并且正因这“平常”而尤显其深刻。例如，犹太人虽在两千年之久的时间中流离失所，却甚少被周遭民族所同化，饮食所构建的共同身份功不可没。莎翁名作《威尼斯商人》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巴萨尼奥礼貌地邀请夏洛克共同进餐，却被后者断然拒绝： 　　是的，叫我去闻猪肉的味道，吃你们拿撒勒先知（耶稣）把魔鬼赶进去的脏东西的身体！我可以跟你们做买卖、讲交易、谈天散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我不能陪你们吃东西喝酒做祷告。 　　日常的吃喝是与祷告同等重要的，它们共同规定了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认同，也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在其他族群中，宗教仪式和节日中也多有特殊的饮食规则，但饮食与认同的关联并不仅限于宗教方面，在世俗领域也多有体现。如英文中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company，在经济上意为公司，在军队中意为连队，同时还有共同体之意;另有一个相近的词companion，则是指同伴、伙伴。两者有着共同的拉丁语语源，由词根panis（面包、食粮）再加上前缀com（共同）构成。所以，共同体或者伙伴，究其本意，便是共同分享面包、食粮的人。无独有偶，中文里的伙（火）伴一词，原意也和饮食相关，古时军制十人为火，共灶而食，故以火伴称战友，《木兰诗》中即有“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一句。 　　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已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认同也成为了人们的核心认同，每个人最根本的一种身份就是哪国之人。一般认为，民族国家起源于四百年之前的欧洲大陆，随着西方的扩张而覆盖了整个世界，构成了全球政治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内消除差异、抹平不同，对外则强调差异、建构不同。这内外之分，自然本质上是由领土边界所决定的，但除了这“硬”边界之外，民族国家也离不开种种“软”边界来划分本国与他国，区别本国人与他国人。文化艺术虽时常被视作沟通的使者，却往往被用来构筑“软”边界。例如在民族国家初建和巩固的阶段，我们经常会看到民族乐派、民族画派的形成，会发现语言文字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进程，饮食也不例外。 　　我们对邻国日本的餐饮并不陌生，小到随处可见的饭团、鲷鱼烧，大到价格昂贵的怀石料理，不少人都能如数家珍，而“和食”（washoku）更是作为日本的传统饮食文化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在一本题为《近代日餐：食物、权力与国家认同》的学术专著中，作者研究了军队伙食和家庭餐饮的改革，战时的食物管制以及城市美食的兴起，指出日式餐饮的转变在很多方面可归因为近代的帝国主义，日本原有的各种地方菜系最终被一套共同的食物及其烹饪和食用方式所取代，后者便是如今大多数人心目中为之倾倒的日餐。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提及这个国家，比萨必然是最早跃入我们脑海的事物之一，它与意面和提拉米苏一样，都是意大利美食的象征。比萨的起源地是意大利的南方，由于历史问题，南方与北方之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语言上都差别巨大，甚至十九世纪中期的意大利统一进程也是分由南北两方完成―北方以撒丁王国为主，南方以加里波第为首。尽管后者功成身退，将南方拱手相让，使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得以建立，但在此之后，南北之间的这种鸿沟也并未消失，而是存在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