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精选].docVIP

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 中华民族是秦汉以后历史形成的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夏商以后的华夏族和秦汉以后的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汉代以后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国内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华夏和汉民族文化，大都尊华夏和汉民族的祖先——炎帝与黄帝为共同的祖先，广义上称为炎黄子孙，共同缔造中华文明（注：参阅黄崇岳：《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汉以前居住在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古越族（越与粤通），在我国南方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内部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体，故历史上有“百越”之称。正如《汉书·地理志》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它们在中华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百越”者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历史上各有称谓。自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以至云贵地区，分别称作于越（杨越）、东越（东瓯）、闽越、南越、瓯越（西瓯）、骆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们之所以共称为“越”，是因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了的。“百越”尽管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社会发展水平却有很大差别，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进。古越族中最先进的代表是曾经雄踞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敢于抗衡强楚并争霸中原的越国（属于越），但终被强楚所吞并。后代或被同化，或迁徙南方。而在华南两广地区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较后进的一支，直至春秋战国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和铁器时代过渡阶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体才逐渐形成。 根据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尧舜时代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大戴礼记·少间篇》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提及商王朝东边的断发纹身的“沤（瓯）深”和“越沤”向商王进贡鱼制品和利剑。这是指江浙和东周沿海一带的越人。又讲到“正南瓯、邓、桂国……，以珠玑、玳瑁、象齿……短狗为献。”这“瓯”、“桂”人应是指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和骆越人。考古学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几何印纹陶，而华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中的夔纹陶和一些青铜器和铁器，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十分明显，其文化交流情况学术界已作过充分探讨（注：参阅百越民族史研究汇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的有关论文。）。 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华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范围内，以南越族为主体（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骆越），由中原汉人赵佗建立了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这就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南越族为主的华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在衣着方面，华南古越族及其后裔今海南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注：容观琼：《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载《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第169至1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钦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是可见，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略述于后。 　　　　一、创造出目前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见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明显的缺环。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其一是尚未有发现的机会，寄希望于未来；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是不存在，成为永久的缺陷。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 华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有“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现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注：丘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与此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丘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