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男”在想什么？.docVIP

“凤凰男”在想什么？ 　　5月初的一天，北京铁葫芦图书总编辑王来雨先生发了条语气平静的微博，声明要和一个认识10年的朋友“绝交”。那位朋友用“天生劣根”、“贪婪”、“无所不用其极”等词语形容一位“凤凰男”同事。王来雨取消了对他的关注。 　　王来雨评价说，这是一种“本能的阶级优越感”，因为他自己是“不用拼搏的人”。他觉得这位朋友对农民阶层缺乏理解，“可能（凤凰男）真有那些缺点，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是什么造成他们这样的。”“觉得失望。” 　　“我也是一个农民，”靠在自己出版社的总编室黑色高背椅上，王来雨说，“当然，我现在变成城里人了，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全是农民。” 　　王来雨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考上北大，按他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发生了阶级跨越”。 　　考上大学的18年前，生于苏北农村的他面临的压力关乎生存。因为身体瘦弱，他出不了力气，种不了地，以农村衡量男青年的标准来看，“就是个卢瑟”。 　　考上后，他一下子放松了，“我终于不用那么起早贪黑，终于可以不学习了。”这种“放松”让他甚至没拿到北大毕业证。“王来雨的大学室友胡旭东说，他完全放弃了体制内教育，“只看自己想看的书。挂了一堆课。” 　　他自己的说法则是：“我变成城里人了，拿到了非农业户口，毕业证不需要了。” 　　王来雨并没有因为来到城市而“自我感觉良好”，相反，他为自己被困在农村的同学愤愤不平。城市里的同学更会唱歌、跳舞，“脸看上去白一点”，仅此而已。但同样面临高考失败，他们要承受的后果差别巨大。 　　几年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位高级教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王来雨至今想来都气愤不已。那位老师看到苏北农村中学墙上仍然是类似于“奋斗一百天，改变一家人”这样的标语，觉得很落后，就批评当地“唯高考论”，呼吁进行素质教育。 　　“这就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王来雨在报纸上发了两篇文章进行反驳。“稀粥尚需肉搏，何谈肉糜？” 　　他写道：“高考的意义在城市和农村呈现两个面相。农村子弟，高考意味着改变自己的‘贱民’阶层属性，然后改变自己的子子孙孙的阶层属性，高考为的不是自己，而是后代。” 　　虽然已经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王来雨并不能完全享受自己的新身份带来的东西。按照他的说法，22岁工作之后，每见到农民都会产生一种“羞耻感”。“我欠他们，每过一天城市生活都相当于剥削他们一天。” 　　前年回老家时，坐在小车里的王来雨看到一个初中同学拄着拐走在前面。他们上学时非常要好，那个同学“很聪明，字写得比我好”，但普通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回乡做了农民。 　　当时王来雨跟开车人说，不停了，往前走。“我没有办法停下车来和他说两句闲话。” 　　“实际上是负疚。”他解释，“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欠他，但我现在在城市里生活，日子过得挺好，我的享受中有他的一片血汗。” 　　他痛苦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也可以下车跟他聊会儿，给他两千块钱，但就变成了我在上面他在下面，变成我俯视他了。” 　　出去打工看起来比困在地里更有出路，但王来雨觉得“那只是比没有选择稍微好一点”。 　　他有一个朋友在东莞开鞋厂。王来雨问过她，你鞋厂怎么样？她说在她结婚之前，她老公的厂子没有任何防护，因为做鞋需要用各种化工药水，气味很大。有一次去厂里看，她自己被呛得实在受不了，才给工人做了一些防护。那位朋友告诉王来雨，东莞很多厂子里都没防护。“那些工人实际上是知道的。但没办法，因为你得要这份工。” 　　这些话让王来雨想起自己老家的表弟。那时，王来雨还在广州的报社工作，有一年表弟忽然打来电话，说他和妻子已经在火车站了，希望在广东找份工作。自己当时所能做的全部，就是把他们接回家住了几天，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东莞的一个厂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进去打工了。” 　　“不公正。”王来雨捻灭烟头，又点起一根。“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而是整体制度的不公正，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对立把农民绑在土地上。” 　　王来雨看了两本关于台湾农民杨儒门的书，赞扬他是“侠之大者”。杨儒门的外号叫“白米炸弹客”，在一些辞典中被描述为“恐怖分子”。他曾在2003年到2004年间，在台北放置17次爆炸物，在爆炸物上放置“反对进口稻米”、“政府要照顾人民”等字条，要求政府重视台湾开放稻米进口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提醒和一种警示”。“他没有真正放炸弹，他是一种表达。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有刺耳和入耳的区别。”他说出自己的结论：“不公就要反抗。” 　　去年6月底，广东中山发生“沙溪聚集事件”，外来民工与当地人发生群体性冲突。凌晨3点到5点左右，王来雨连发了11条微博，讨论农民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 　　他不能接受把表达反抗的外来民工称为“暴徒”。“他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他是一个受害者，被侮辱被损害了。他有他表达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