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北京流动人口面临的困难与对策.docVIP

北京流动人口面临的困难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 段成荣人口流动是流动者脱离原有生活环境、进入新生活环境并力图成为新环境正式成员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乃至不同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交流，并最终达到融合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的完整实现，人口流动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流动者必须忍受一系列心理上、文化上、生活习惯上等诸多方面的冲突、痛苦和折磨。但是，忍受这些冲突、痛苦和折磨，并战胜它们，又是人们在流动过程中享有的一种乐趣。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也是在克服和战胜这些冲突、痛苦和折磨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大，流动人口数量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200多万人激增到1.2亿（参见图1）。我国的流动人口以由农村到城市流动为主要特征。流动人口由乡村集中到城市，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流动入口必然是一个弱者，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国城市体系现有的诸多制度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虽然近年来城市体系正在逐步减少形形色色的障碍，但还远未达到根除障碍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流动入口面临的各种才显得格外突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才显得异常艰难。本文将从流动劳动力的就业、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流动儿童的教育等方面探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状况，探求流动人口不能真正适应城市社会的制度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寻找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1 流动劳动力的就业寻求就业机会是大多数农民流入城市的第一动力。北京市1994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全部外来人口（流动人口）中，以经济活动为目的者分别占75%参考文献： 邹兰春. 北京的流动人口.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 7-91参考文献： 邹兰春. 北京的流动人口.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 7-91 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26 根据200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长表样本数据计算。但是，城市在这方面却为流动人口设置了一系列障碍。近年来，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了解决本地居民的就业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先后提出了对“外来人口”实施“总量控制”和实行差别就业等限制外地人员就业的措施。比如，广州市于1997年规定，该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工勤人员等22个工种必须使用本市劳动力，外来人口不得在这些工种就业；北京市劳动局于1997年也提出了类似规定，并提出对外来人口实行总量控制；西安市规定，凡国有工商企业下岗职工超过10％以及市劳动行政部门规定限制的工种岗位，禁止使用农民工，已经使用的坚决清退；山东省劳动部门规定，城镇企业招用农民工，除按有关规定严格审批外，同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用作城镇职工就业开发经费；上海市按照工种性质对不同的岗位进行了分级管理，苦、累、脏、险的A类工种允许招用外地工，较为轻松的C类工种不得招用外地工，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B类工种则本着先本市后外地的原则招用 余大兴，胡小勇. 脚下的长路.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余大兴，胡小勇. 脚下的长路.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102－103在这些限制性政策的作用下，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地位和职业类型与城市原有人口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就业地位方面看，流动劳动力中在个体、私营经济单位就业的比例显著地高。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收集了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就业者身份”资料，结果表明：在有职业的外来人口中，作为私营个体企业雇员的外来人口、作为自营劳动者的外来人口和作为私营个体顾主的外来人口比例分别为19.32%，16.80%和3.57%（见表1），三者合计达40%。而从表2则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外来劳动力与北京市户籍劳动力在职业构成上的巨大差异。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尽管北京市户籍劳动力中相当大比例集中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负责人（合计达27%），但在外来劳动力中，这两类劳动力的比例只有2%。与此相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外来劳动力中，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作人员的比例则分别高达30.48%和43.35%，远远高于户籍劳动力的相应比例。表1 北京市外来人口就业者身份构成%就业者 国有企业 私营个 自营 集体企业 乡镇企业 机关事业 私营个 其他 合计身份 从业人员 体雇员 劳动者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单位人员 体雇主构成% 19.66 19.32 16.80 16.31 7.56 5.84 3.57 11.0 100资料来源：根据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表2 北京市外来和常住劳动力职业构成%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