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商文化”概念的意義及其相关问题.doc

“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 ?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2007-03-13 20:43:55 阅读 463 次 所谓中商文化就是商代中期文化，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就已开始，但那个时候的早商文化，指的是洛达庙期（即二里头期）文化，中商文化指的是二里冈期文化，晚商文化指的是殷墟期文化。当时还将成汤居亳到般庚迁殷的五次迁都，也按商代的早、中、晚三期进行了划分：“汤居亳应属于商代早期，般庚迁殷应属商代晚期，而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和祖乙迁耿，都应该是属于商代中期。”[1]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邹衡先生在探讨夏文化时，对商文化也作了新的分期，他把原认为是早商的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把原认为是中商的二里冈商文化作为商代前期文化，并提出了著名的“郑州商城为汤都亳说”，把殷墟商文化作为商代后期文化，从而把以往商代文化三期的三分法变为前后两期的二分法，其具体的划分是：商代前期：南关外期――二里冈下层――二里冈上层――河北藁城的遗存――殷墟一期的遗存；商代后期：殷墟二至四期的遗存[2]。邹衡先生二分法的这种新的编年体系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在总体上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与即使采用二分法的学者也有一些差异。例如，在邹衡先生的分期中，他把南关外下层与南关外中层合并，并与以H9为代表的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的遗存放在一起，共同作为先商文化南关外型即他的分期中的第Ⅱ组来对待。但后来相当多的学者依然把南关外下层与二里冈下层的H9一类遗存区分开来，将前者作为商代之前（夏商之际或先商阶段）的较特别的一种遗存，将后者称之为二里冈下层第一期，并认为二里冈下层第一期属于商代前期而不是先商时期。至于南关外中层，有学者把它作为介于二里冈下层H9与H17之间即二里冈下层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的遗存[3]，显然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再如，邹衡先生二分法的分期，把殷墟一期的遗存看作是商代前期文化，而许多学者则依然把殷墟一至四期都看作是商代后期文化。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或者把二里头三、四期[4]或者把二里头晚期[5]依然作为早商文化来对待，与此相关，在如何确认夏与商的文化分界问题上，还不能说就已成定论。 在这些一切都处于探讨之中的过程中，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也在孕育之中。这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渐渐感觉到二里冈商文化遗存与殷墟一期文化之间尚有缺环，还不是十分衔接（或者说藁城台西一类遗存还不能包括在二里冈期商文化之中，或者还可以说在商代文化的编年中用二个阶段的分期法来表述、来囊括藁城台西一类遗存，尚有不方便之处）；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对殷墟一期遗存有更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诚如唐际根先生所指出，邹衡先生在他的编年体系中，已经意识到郑州二里冈阶段与安阳殷墟之间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缺环。但由于缺乏资料，他对该阶段未作深入讨论，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仍然习惯于将商文化大体视为早商（以二里冈文化为代表）和晚商（以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两大阶段[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考古学家们对殷墟文化一、二两期的深入研究，可以视为新的中商概念提出的前奏。首先，他们根据70年代以来小屯南地两次甲骨的发掘以及妇好墓、三家庄墓葬等发掘资料，把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分别细分为偏早、偏晚两个阶段[7]，实为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一个明显的推进。其次，1993年，唐际根先生通过对殷墟一期早、晚两段的对比，提出殷墟一期晚段与殷墟二、三、四期之间有强烈的共性和自然递嬗关系，殷墟小屯的主体堆积亦即殷墟小屯辟为王都，应始自殷墟文化一期晚段（即所谓“大司空村一期”），也即始于武丁时期，而殷墟一期早段（即洹水北岸的三家庄墓葬等遗存）则与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辉县琉璃阁等商代遗存联系更紧密，这类遗存实可构成“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作为王都被废弃之后，殷墟辟为都城之前”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商文化”，这一时间段可与相、邢、奄等几次王都的迁徙相对应[8]。在这里，按照唐际根后来的商文化分期，一个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眼看就要呼之欲出了。1997年，孙华和孙庆伟两位先生明确提出，二里冈晚期与殷墟早期之间有一个文化风格自有特色的时期，因此商史编年可能采用三个阶段的分期法更为合适[9]。1998年，董琦先生撰文，以郑州小双桥遗址为线索，对中商文化的概念、上下年限（始于仲丁迁隞，终于武丁之前的小乙）、分期（分为三期：中商早期以白家庄上层和小双桥为代表；中商中期以藁城台西M14为代表；中商晚期以“殷墟文化第一期”为代表）、中商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中商文化的时代特征等方面给予了简要论述[10]。1998年，在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杨锡璋、唐际根两位先生撰文对豫北冀南地区早于殷墟、晚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几个典型遗址进行梳理后明确指出，以“中商”指代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