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語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赵奎英笔记.docx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赵奎英 笔记整理：fangzi引论一、对象与范围“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代称与西方亚氏“诗学”概念直接相关。中国古代即“诗学”与词、赋、曲、史等并列狭义学问与知识，不同与古代文论，也不等同于西方诗学。本书诗学就是指文学理论。 语言诗学三层含义，最广义，指受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对文学语言具有较高程度自觉或表现出某种特别关注的文学理论。狭义，指20世纪初西方随俄国形式主义产生而兴起，即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较广意义，指西方形式主义诗学一般是指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诗学。语言观念往往直接决定文学观念，语言哲学直接影响诗学生成方式，人们对文学最初看法直接系于他们对语言认识，中西文学理论皆有一种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思索或研究诗学运用方式。西方诗学传统，诗学与语言哲学明显一致。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四种文学批评模式均伴随某种语言观念或语言学理论兴起。模仿说与“词物对应论”和语言起源上“拟声说”，实用理论与古代修辞学，表现理论与18世纪语言起源论“感叹说”，客观理论与20世纪语言哲学，都有明显一致性。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语言由思维和认识的工具转变成思维和存在的本体，文学语言也由传达文学内容的媒介上升到文学活动的本体，文学研究也成了语言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结合。本书的“传统”，主要是时间和精神两层含义。“诗学传统”主要是精神含义上使用而言，“传统诗学”主要是时间含义而言。二、基点与框架本书语言诗学使用最广义，简言之，一切关心语言基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关心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都可称作“语言哲学”。语言哲学两大基本问题，一是语言与存在（语言与实在、语言与世界）、二是语言与思维。前者具体表述为名与实、词与物之间关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问题。后者西方表现为语言与逻各斯的关系(逻各斯与理性、逻辑、思维密切相关)具体归结为语言的本质是逻辑的还是诗性的问题。在中国找不到与“逻各斯”完全对等的概念。“逻各斯”愿意是“言说”，后变为多义词，基本意思还是指有声的“言说”及没发出声音的内在话语即“理性”或“思维”，并引申为宇宙本原的最高原理。本体论范畴与“道”相似，“言说”性本体与“名”更为相似。“道”汉意兼具“道理”和“道白”两种含义，这是语言学事件，不是道家之“道”特性。古希腊“逻各斯”兼具“理性”与“言说”、逻各斯三位一体。中国语言学事件“道说”和“道理”两意相悖。道不可名，言不及道，道一经说出失去原本之道。本书并非宽泛的比较诗学研究，而是从语言哲学两大基本问题，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特定框架入手，考察中西语言哲学两大问题的看法，对语言与思维的看法如何影响各自诗学传统精神发生逻辑。中国古代对语言本质看法，围绕名与分，名与实的问题展开。“名”独立出来与“逻各斯”对举，并不意味中国古代“名”可以离开“道”得到独立说明。名言、文字被认为置于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即通天道，达天意，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应。不同在于，中国古代以“名”释语言本质，却不视“名”为最高存在本体。儒家“名”与“道”合一，道家“名”与“道”悖反。三、结构与方法上下两篇，分合的思维，上篇名与逻各斯。从中西传统语言哲学角度揭示中西诗学的基本歧异。下篇，诗化与空间化。从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入手。，寻找汇通依据。上篇前三章比较，名与逻各斯的语言观、中国古代无名本体论与西方逻各斯本体论中国古代有名无名的悖反与审美言语超越及西方逻各斯中心与逻辑言说比较。后三章中西诗学传统基本问题进行分析与梳理，揭示中西各自语言观念、哲学本体和语言实践下，文学观念、文学理想与文学研究方面深刻歧义及生成的不同语言文化逻辑。下篇第七章从“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伴随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两大转向——诗化转向与空间转向，对中语言哲学与诗学空间化宇宙时空意识和思维根源分析。逻各斯语言观是一种重口说言语、贬低书写文字和逻辑语言观。西方传统“诗”亦即文学作为“有韵的逻各斯”来把握，西方传统诗学关注逻各斯本原、音韵形式和认识功能，形成纯诗学理论和纯诗学观念。名言观主要在政治伦理和逻辑认知途径上使用。“名”三个义项，概念名称、名分名誉、书写文字。原初意义上名分兼指政治伦理学意义上身份地位区分，也指逻辑认知意义上概念区分。中国诗学关注是道本体、意象形式、教化功能，形成大诗学理论和大诗学观念。“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逻各斯外显是言语，实质是理性逻辑，实质是逻辑语言观。文学艺术最高理想在于摹仿再现这种最高理性、逻辑本体（概念、理念或上帝），或真理与知识，成为西方传统诗学最高指向。“存在——神——逻各斯”三位一体，将人引向某种超验、纯粹、理性、神秘意义的崇高。逻各斯主要是逻辑和语言解释语言本质，因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