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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恐吓罪”入刑问题分析 　　摘 要 随着恐吓行为的日益增多和严重，《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这种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在此背景下本文试以恐吓行为的界定为切入，以香港地区立法实践为参照，分析现行立法之利弊与“恐吓罪”入刑的价值正当性。 　　关键词 恐吓 刑法 修正案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权利保障对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恐吓行为纳入到了刑法的范畴，将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第二款修改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此次修改将之前受《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的恐吓行为改为由刑法调整，表明立法者已意识到此类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加强了震慑力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当之处。当前对于恐吓行为入刑的问题理论界鲜有研究论著，实务界在定罪量刑方面也存在争议，对受害者保护乏力，暴露出了诸多问题。鉴于此，本文即针对恐吓行为相关问题展开分析，探讨其入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期对减少此行为有所裨益。 　　一、“恐吓罪”立法问题分析 　　词典中恐吓的定义为“对他人制造伤害、损害或采取特定行为的意图的表示，同时是明显的精神损害”。恐吓行为不同于外在暴力行为，它只针对行为对象的心理精神层面施加压力，破坏其正常安宁状态，属于精神层面的暴力行为。一般根据行为人目的、动机的不同，可以把恐吓行为分为单纯的恐吓行为与作为强制他人方法的恐吓。单纯的恐吓行为指行为实施主体以语言、文字、肢体动作等方式向行为对象表示其可能的加害行为，导致后者产生不安感、畏惧感，乃至背负巨大精神压力与心理负担，此类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即属寻衅滋事罪。而作为强制他人方法的恐吓行为，其行为实施主体并不仅仅希望行为对象产生恐惧心理，而是利用这种恐惧迫使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以达成实施者其他目的。在这种模式中，恐吓行为是行为主体实现其他企图的一种手段，并非最终目的，恐吓受害人只是为了通过精神强迫使后者服从。单纯的恐吓行为与作为强制他人方法的恐吓均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但后者中恐吓行为的认定一般包括在最终的目的、行为之中，受篇幅所限，下文只讨论单纯恐吓行为。 　　（一）恐吓行为的保护现状。 　　有媒体曾报道这样一则新闻，由于感情纠纷，某女明星的男友被人砍伤。伤人者被指是受该女明星的前男友孙某指示，受害人表示，她和孙某曾交往过，后来认为两人不合适分手，但行为极端的孙某不同意，还放话说如有人敢和她交往就报复。在其交往新男友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不断遭到威胁恐吓。案发前不久，她还接到恐吓电话让她“最近不要和现男友走得太近”。① 在“持续受恐吓”期间，当事人曾到公安机关寻求帮助，但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这属于治安案件，得不到警方重视，处罚也无关痛痒。据受害人透露，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处于恐吓的阴影中，甚至不敢单独吃饭、看电影。这起案件中，如果在前面实施恐吓的阶段对其行为就加以禁止处罚，很可能会震慑犯罪分子继续进行的企图，从而避免了犯罪的发生。在明知可能遭到伤害的情况下，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只能等着悲剧发生，这不仅是当事人的不幸，同样也是法律的无能和悲哀。 　　实践中犯罪方式正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一些黑恶势力团伙逐渐转变攫取利益的手段，由过去的“打砸抢”等暴力手段演变成更多地使用所谓“软暴力”。其凭借在当地的恶名，无需使用暴力，仅靠言语恐吓，聚众造势等非暴力手段就能奏效。这种恐吓行为，不使用暴力伤害，也没有斗殴发生，难以认定为聚众斗殴；大部分聚众场所有意避开公共场所，或者虽在公共场所但未造成秩序严重混乱，难以认定为寻衅滋事。但此类行为对社会治安危害性极大，不仅严重破坏了群众正常的生活居住环境和司法机关形象，更给当事人及家人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②目前国内对恐吓行为关注度较少，但据笔者随机统计，仅国内最大的法律在线咨询平台“找法网”上，通过“恐吓”可搜索到约1.6万条相关法律咨询；在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中，通过关键字“恐吓+报警”可以找到约12.4万篇相关新闻，涉及到父子、母女、近亲属、邻里、陌生人等各种社会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刑法已经开始调整恐吓行为，但形势并不乐观。 　　（二） “恐吓罪”入刑之必要性。 　　1、弥补法律漏洞的需要。 　　为避免在打击“利用恐吓对他人进行精神强制的行为”的过程中遇到困境，立法者将恐吓行为纳入寻衅滋事犯罪，以打击威胁、滋扰他人，意图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的行为。尽管这次增设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但据司法解释，其定罪的标准须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其实质却为保护社会管理秩序，而非公民个体的精神权益。这种做法忽视了理应保护的法益对象，对相关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