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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江南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摘要：江南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独树一帜。而江南文学也在中国文学史占有独特的一席。根据文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来看，江南文学的成就，毫无疑问，是江南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使然。一定程度上讲，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需要紧扣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从“江南”的概念入手，梳理江南的历史，进而展开阐述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结合社会背景、时代特征来考察江南文化与文学间的具体关联，方可真正理解江南文学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关键词：江南 历史 地域 文化 文学 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1] 而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经常可见一种特殊的共同心理，即喜好江南。长期以来，或虚或实，或浓或淡，强化着一种超乎一般所谓地域文化的认同，可将其称之为“江南认同”。 诚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言，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普遍的，“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也是变化多样。它常是一个与“中原”、“边疆”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江南的说法。《史记·秦本纪》中亦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早期出现的江南指的便是现今湖南全境和湖北南部部分地区。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为江南县，是今日湖北宜都地区。《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一直到隋朝，那个时期的江南往往指的都是湖南、湖北一带。[2]到了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设立江南道，范围包括到整个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贵州、福建部分等地。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开始把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在之后的宋代也一直沿用着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的称谓，也是从这里成为定义现代江南概念的开端。唐宋设立的江南东道范围涵盖包括了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二省的南部地区。江南西道范围涵盖江南之西的江西、湖南和湖北、安徽两省南部。后将江南西道演化为今江西省；而江东地区则以南京市为中心，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部分地区。这个由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的核心区域组成的小江南，从区域的共同性上来讲，该地区的风俗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一致性。[3]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明清时期江南省即如今江苏省和安徽省的统称，两江总督指的便是江南省与江西省，但文化意义上的小“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江东、吴或三吴地区。[4] 如果光从地理上看，江南并无任何突出之处，但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结构复杂的中国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的，江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有的自然条件，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们聚集的场所。也正因如此，江南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了，它成了一个丰富内涵的所指，既是一个静态的地理概念，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区域，又是一种精神意识层面上的文化符号，其丰厚的内蕴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诸多人文领域，包含了多重的语义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历代文人通过各种方式吟咏江南之作可谓层出不穷，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那么本文将从江南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入手进行一些浅显的论述。 说到江南文化，人们立刻会想到昆曲、吴歌、评弹、茶艺、刺绣、烹饪、园林等等。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其清新柔美的格调和温文尔雅的风韵。的确，江南的一切尽管与北方相比少了分厚重感，却无不给人以柔婉雅致、灵思巧构的感觉，有道是“小家碧玉”，细腻至极，颇类似于太极的精髓：缓慢舒展，生生不息。即使是经济生活中的农耕、蚕桑、纺织、手工等也以精工细作见长。江南中心地区的吴语至今仍被称为“吴侬软语”，给人留下了极为烂漫的印象。而如果对构成江南文化核心的江南文人文化作更深一层的考察，则可以进一步从其文人画和文学艺术中把握其追求自由放逸的生存智慧和雍容中和的人生境界的独特质地。而无论是清新温雅，还是放逸雍容，它所体现的是江南文化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和定位。中国人讲究四平八稳的性格、不急功近利的传统美德可能就是受江南文化的影响，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江南文化的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所在。这种独特的风韵和质地固然与江南秀丽的山水、崇文的风尚、务实的观念、开通的风气分不开，但更主要的在于江南山水风物与经济政治等多种元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在于江南文化形成过程中人对环境的一种抗争和调适。但事实上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辐射范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