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翻译理论引言[精选].docVIP

关于翻译（笔译）的理论 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人民的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学习外语的重要手段，也是探讨两种语言对应关系的一门学科。 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的基础，又是检验翻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科学的翻译理论是前人翻译实践的总结，掌握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进行翻译实践。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翻译实践，又不可忽视翻译理论。 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种类很多。按涉及到的语言来分，有本族语译成外语和外语译成本族语两种；按工作方式来分，有口译和笔译两种；按翻译材料来分，有科技材料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政论作品的翻译及其应用文的翻译；按处理方式来分，有全译、摘译和编译；按翻译方法分：有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想结合。我们现在主要讨论英译汉和汉译英的笔译，翻译材料，尽可能涉及较多的方面和层面。搞好翻译，大量的翻译实践是根本前提，必须亲自动手，在实践中摸索和积累自己的经验。更要借鉴别人总结出的、经实践经验是正确的翻译理论，从中受到启迪。 翻译是一门实践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学好这门课的关键。坚持多练，翻译水平自然提高。我们学习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但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东西，而且这些理论也只是总的理论和原则。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复杂，译者必须针对不同的语言材料和不同的语体和文体选择运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文学作品的翻译。文学作品可分各种不同体裁，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但语言上的特点是共同的，即：生动、优美，富于形象性、音乐性、感染性等艺术效果，并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翻译文学作品不必像科技作品和政论作品那样严谨，可不必处处紧贴原文，有较多的灵活性，以便更确切地表达原文的意境和风貌。另外，书面语和口语的翻译方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在翻译实践中，要坚持原则性要与灵活性相结合，切不可把所学的翻译理论生搬硬套。 翻译是语言的创造性活动，是对原文的再创作，而再创作有时比原创作更难，因为它有局限性。学习和借鉴前人总结的翻译理论、方法技巧，可以用来指导、启发翻译实践，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但这种指导和启发意义的大小，不仅仅决定于理论本身，还决定于译者掌握和驾驭两种语言的水平的高低。因此，为了提高翻译能力，译者除了钻研翻译理论和方法外，还必须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让我们刻苦努力，善于学习，勤于实践，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培养我们的翻译能力、提高我们的翻译能水平吧！ 一、中国翻译史简介 大概在远古时代，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礼记·王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音地） ，北方曰译。”寄、象、狄鞮 、译都是指通译语言的人。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可以说，中国的翻译史，是从中原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人民打交道开始的；然而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却是始于佛经翻译，迄今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东汉桓帝（刘志）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波斯国太子安世高（安清），译了包括《安般守意经》在内的三十多部佛经。此后月氏国（张骞出使西域所到的地方之一Indo-Scyths）人支娄迦谶和他的学生支亮以及支亮的弟子支谦（人称“三支”）来到中国，翻译佛经十分有名。 竺法护，本为月氏人，世居敦煌，幼年出家，发愤求经，随师至西域，学了多种外国方言文字，带回许多经书，将其中１７５部佛经译成汉文。 　十六国时期，在译经大师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翻译事业有了很大进步。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力主严格直译，一字一句地将《嬖婆沙》译了出来。 鸠摩罗什，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译经大师，龟兹人（传说其父为天竺人）。幼年即博闻强记，游历甚广，精通佛教经典。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音，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改以前各译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并主张译者署名。他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等300余卷，时人说他的译文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妙趣横生，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420—589）时，应梁武帝萧衍之聘，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49部经论，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较短，仅37年，译者和译著都不多，其中有释彦中（李姓，赵郡人）梵文造诣很深，对翻译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二、襟抱平恕，不好专执；三、澹于名利，不欲高炫”。 唐代出现了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号称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