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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堡建设对云南跨界民族人口非法跨境流动的治理功能 　　摘要：跨境人口非法流动是一种跨国性质的违法犯罪活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成因特殊、关联度广、影响面宽，给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影响。本文对人口非法流动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进而通过云南桥头堡战略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完善人口非法流动的治理。 　　关键词：非法流动；跨界民族；桥头堡战略；难民；国际合作；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云南与周边邻国之间跨境民族的存在与流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交融过程的产物，并且大都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延续。因为“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 因此，由于地缘、形态特殊，加上跨境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问题具有历史性、群众性、民族性的特点，历史以来，边境地区双方边民往来就十分密切和频繁。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所在国家所选择的制度有别，但国境线两侧的边民国家观念和国界意识淡薄，长久以来已形成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过耕放牧、拜佛朝庙、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过。 　　在云南实施桥头堡战略建设时候，研究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成因特殊、关联度广、影响面宽，给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影响，对通过云南桥头堡战略建设来完善人口非法流动的治理，是一项重大的课题。 　　一、非法人口流动产生的原因 　　非法人口流动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对原因的分析，是对策分析的基础。首先，是地理因素。云南边境跨界民族地区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并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和孟加拉国相邻，国界线长4060公里，其中中越边界1353公里，中老边界710公里，中缅边界1997公里，拥有13个国家一类口岸，7个二类口岸。除国家一、二类口岸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跨界民族人员临时入出境通道。根据云南省商务厅口岸办统计，目前边境线上有90个边民互市通道和103个边贸互市点，小道和便道更是不计其数，加之在边境两侧无天然屏障，山水相连，甚至村寨相通（如德宏州瑞丽的银井村，村子中间仅塑有一块界碑作为中缅两国的分界），出入境非常方便。其次，是历史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流落境外。由于历史的原因，非法出入境多发地、非法出入境人员户籍集中地多是在境外有较多亲缘关系的侨乡。从这些地方人们的价值观来看，他们并不排斥移民，相反还鼓励出洋闯世界。虽然这并不能说明境外侨胞众多就必然引发非法出入境潮，但毕竟能为非法出入境者提供落脚之地，为他们谋生提供帮助。从这点来看，境外关系与非法出入境的缘由、方向的选择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目前非法出入境与这种历史的延续性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第三，是全球化的因素。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人与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无论哪里的人都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有些跨界民族就会用自身得到的利益与领国同源民族做，如果目前的生活条件不如他人好，就有想去寻找新机会的愿望。大多数的非法迁移是由于经济层面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更高的实际收入、更好的生活。第四，是与法律相关的因素。首先由于我国边境管理法律制度虽然体系健全，但内容庞杂、种类繁多，散见于各种法律、补充规定、实施细则、条例当中，几乎每一个具体事项都有相应的法律文件，在边民临时出入境管理中，主要依据还是云南省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形式较为散乱。其次，由于“两法”以及“三个规定”颁布于上世纪80、90年代，云南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经过20余年的发展变化，部分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滞后，在出入境管理层次和管理范围上导致了地方性的管理规章同“两法”之间存在差异，已经不适应云南省边境民族地区人员出入境的发展要求。最后，由于法律法规不统一。由于边境管理法律制度存在上述混乱状况，加之立法技术、立法水平方面的原因，导致各种法律、法规之间冲突、抵触较多，影响出入境法律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例如，人口跨境非法流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出入境行为，即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但在现行法律法规中， 都规定了对偷越国（边）境行为的行政处罚责任，但罚款的幅度、拘留的期限各不相同，公安机关在进行处罚时难以选择该适用的法律，也使公民对执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 　　二、桥头堡战略对非法人口流动问题的对策 　　人口合法有序流动是我们所希望的应然状态。桥头堡战略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南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