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刷“城市之耻”.docVIP

洗刷“城市之耻” 　　内战前的美国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家。战后，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西部大开发，大批城市勃然兴起。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大国和一个疆域不断扩展的大国，美国城市兴起的图景有别于其他国家：在荒无人烟的大地上，迅速崛起一座座新城镇；人们（主要是移民）不断涌入这些新城镇，小城镇变成了大城市；人群在大城市不断地聚集，最终形成大都会。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开始步入“城市社会”。 　　但城市在发展的同时陷入堕落，被斥为“最引人注目的失败”，城市政府也因效率低下和腐败蔓延被视为“基督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经过进步时代改革，以及此后市政管理的不断完善与创新，百年后的美国城市已完全是另一番样貌。2011年，哈佛教授格莱泽出版新书《城市的胜利》，宣称“城市是诞生奇迹之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这样的赞美亦适用于美国城市。 　　一个令人厌恶的“失败”如何可能演变成“奇迹”诞生之所呢？ 白与黑 　　城市“作为进步的焦点”，包含“好”与“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被称为“白色之城”，因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五座巨大展馆都被漆成耀眼的白色而得名，以表明城市的进步、繁华与美丽。坏的一面被称为“黑暗城市”，因为人们看到芝加哥繁荣背后的黑暗。 　　黑白鲜明的对比不止发生在芝加哥，几乎每一座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都充斥黑暗与贫穷。扒粪者斯蒂芬斯在对圣路易斯、费城等城市实地考察后，将这些黑暗与贫穷连同造成黑暗与贫穷的市政腐败斥之为“城市之耻”。 　　贫富悬殊是城市的首要耻辱。里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在其1890年出版的名著《另一半怎么生活》中，如实记录了那个年代纽约市贫民窟拥挤、肮脏、混乱的生活状况。 　　贫民窟的居民楼里，狭小、阴暗、杂乱无章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家几口挤在一个最多10平方米的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没有像样的生活设施。有的家庭还腾出一个或几个床位租给寄宿客，以赚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有的甚至把一个床位同时租给几个不同时段上班的人，一个起床去上班，另一个正好下班回来睡觉。里斯笔下的贫民窟不独在纽约市随处可见，在美国其他大城市，也都普遍地存在着。 　　“城市之耻”也突出表现在市政公用设施的严重匮乏上。城市人口急速膨胀，给公共服务供给带来巨大的压力。虽然城市政府也提供一些有限的、简单的公共服务，如处理污水、清理垃圾、治安消防等，但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增长显然跟不上人口需求的增长。 　　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理，城市的“暗河”就这样在意大利诗人贾柯查的笔下流出：街道路面糟糕，很少有照明设施；到处是垃圾和动物尸体；穷人们没有新鲜的空气和清洁的水，也没有下水道；空气和饮水被烟囱冒出的黑烟污染，工业垃圾被直接排放进各种水源。 　　尤为糟糕的是，公共卫生服务的严重匮乏使得各种流行疾病盛行，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死亡率（特别是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1888年的纽约市，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每1千人139；到1910年，美国婴儿的死亡率是每1千人126，而同一时期英国的数值是106。 城市老板 　　对于城市的“脏、乱、差”得不到有效治理，进步人士把矛头指向了“城市老板”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机器”。 　　所谓“城市老板”，指通过控制党派机器来操纵竞选、恩赐官职，进而把持市政的职业政客。他们自身大多不出任显要公职，而是通过党派机器在幕后发号施令，因而被称为“城市老板”。 　　城市老板视从政为做生意，以权谋私是正当的经营活动，因而，城市政府的唯一功能就是创造贪污受贿的机会。或许没有哪个政客能像特威德那样堪称城市老板的经典楷模。100多年来，特威德及其控制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一直被视为政治操纵和市政腐败的代名词。 　　特威德于19世纪60年代初成为坦慕尼协会的首领，该协会的成员一度同时占据纽约市长和三个最重要的市法官职位，以及其他所有民选官员的职位。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操纵了纽约市乃至纽约州所有官员的任命。他在控制纽约期间，通过虚报账目等形式，共贪污骗取数以亿计的政府公共资金。尽管特威德在进步时代到来之前就已死亡，但坦慕尼协会一直持续地影响着纽约市政。在其他城市，也寄生着大大小小的特威德们及其控制下的政治机器。正是由于城市老板的普遍存在，美国城市政府中的各种行贿受贿、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才蔚然成风。 　　城市老板之所以肆无忌惮，并非“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首先，“政党分肥制”充当了孕育城市老板的政治温床。19世纪80年代，各大城市的市政基本被两大政党控制着，政党的权力又高度集中在党魁手中。为在选举中胜出，党魁们必须向城市选民做出承诺，比如提供或者提高公共福利，有的甚至直接用现金交换选民手中的选票。一旦获选，党魁们就将政府职位视为本党的战利品，在党内进行分配，形成一种有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