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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诗文里的伦敦雾霾 作者 . 安立志 至少半个世纪前，伦敦曾是世界著名的雾都。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第一章就写到雾都，“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P5）当然，伦敦的大雾，并非我国宋代词人秦观《踏莎行》里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而是有毒的雾霾。 伦敦的大雾，对狄更斯说来，也许是“当局者迷”。说来难以置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两个中国官员，倒是扮演了“旁观者清”的角色，成为伦敦雾霾的目击者，可贵的是，他们还用文字与诗词记下了现场与观感。 1890年2月1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二），以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命名的法国轮船“伊拉瓦第”号驶出吴淞口。船上有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一是薛福成，一是黄遵宪。前者的头衔是清政府钦差大臣、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后者的身份则是公使参赞。他们与一干随员同乘这艘轮船前往欧洲赴任。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一个多月的颠簸，4月22日（三月初四）踏上英国的国土。 1840年，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薛福成是清政府第六任驻英公使。薛福成此行，不仅在交涉领事设立、滇缅边界、借才异国等方面取得重要外交成果，而且在考察沿途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也有重要收获。《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不仅是一部外交日志，也是一部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文献。至于他们对伦敦雾都的观察，不过是其“副产品”。 11月17日（十月初六），薛福成到伦敦后第一次遭遇大雾，他的体验是用心的。他观察的不仅是雾都的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规律。他写道：“伦敦惟四月至八月天气较为清朗。九月以后直至三月，几于无日不阴，无日不雾；虽有时天气稍晴，而日为烟雾所遮，但见红轮晃漾，其光不甚明亮。”（《日记》，P238）伦敦的大雾“冬春犹甚，每五日中必有两三日昼晦者。”（同上，P239）翌年1月11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二），他又写道：“余在伦敦，连日大雾者已两阅月。……是日亦烟雾蔽塞，讵知出伦敦未及十里，则旭日晴朗，天无纤云。余以数月未睹此景，神气为之一清。”（同上，270）从总体上说，这些观察仍然属于表象的范畴。 何以知道这是霾而不是雾呢？刚到伦敦的薛福成感受是这样的，“伦敦数百万户燃煤之烟，为雾所罩，猝不能散，往往白昼晦冥，烟气四塞，受之者无不咳呛，余颇不能耐，亟欲避去。”（同上，P270）雾霾不仅影响人们的呼吸系统，也影响人们的视觉。“室中皆燃灯火，方能观书写字。”（同上，P239）因此，才会出现行人用手电为汽车引路的怪现象。正因如此，“英之官绅，每至夏冬必移居乡间一两月，名为避暑避寒，实则欲换吸空气，谓可却病养身。盖烟煤薰灼之气，与人身脏腑之浊气,惟伦敦为最盛也。”（同上，P239） 导致雾霾的成因是什么呢？他的观察是：“盖英伦三岛，四面皆海，本多白雾；而伦敦五百万烟户之煤烟，又为雾所掩，不能冲霄直上，聚为黄雾。……盖天地稍冷，则人皆拥炉，又多五百余万人终日夜焚煤之烟，非特灶突之烟也。大抵伦敦为地球第一繁盛之区。洋房几无隙地，又多三层四层之楼，平房之下尚有地室，已不啻五六层矣，是不啻以一伦敦化为三四伦敦也。”（同上，239）短短一段话，分析了伦敦的气候条件、能源结构及城市布局，可谓有心也。 薛福成作为一个初出国门的清廷官员，今人不应苛求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有多少了解，也不能苛求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多少研究。作为驻外公使，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包括伦敦雾都这样的由工业革命导致的环境污染，能有如此深入的观察与分析，已是难能可贵，这不仅体现了外交官员的职业敏感。 黄遵宪不仅是近代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第一人，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诗界革新之导师。作为诗人，黄遵宪在英国期间，曾就伦敦大雾写过两首诗，一为《重雾》，一为《伦敦大雾行》。中国古代有许多咏雾的诗人与诗作，“终南晨豹隐，巫峡夜猿吟”（董思恭《咏雾》）、“拂林随雨密，度径带烟浮”（苏味道《咏雾》）、“类烟飞稍重，方雨散还轻”（李峤《雾》）。在中国传统的田园乡村里，雾是朦胧而美丽、温馨而亲切的，而雾和霾之于人们的感官，感受是不一样的。黄遵宪笔下的大雾显然与前引的唐诗不同，《重雾》中的伦敦，“雾重城如漆，寒深火不红”，如果还只是关于雾都伦敦的初步印象的话，那么，《伦敦大雾行》则汪洋恣肆地状绘了伦敦雾霾给予人的不适与恐怖。“苍天已死黄天立，倒海翻云百神集。一时天醉帝梦酣，举国沉迷同失日。”开头几句，以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神话，引出大雾的话题，而“化尘尘亦缁，望气气皆墨。色象无可名，眼鼻若并塞。……出门寸步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