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与中国经验表述.docVIP

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与中国经验表述 ——以乡村研究中的民族志书写为例 谭同学 　　「本文修改稿发表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如需参考或引用，请参见纸质版本」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乡村）经验中个案的代表性和自身社会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已有类型比较法和扩展（延伸）个案法等方法论对策，但如何从操作层面克服对个案经验的“麻痹症”，提高对自身社会经验的敏感性，仍值探讨。区别于综合、专题、深描、多点民族志和区域比较等方法，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以类型比较视野作为特殊的“他者”眼光，增强深度个案和本土社会研究的理论自觉。中国经验的厚重、广博与多样性决定了此种表述，以及中国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从两则中国乡村研究“公案”说起 　　经验万象自有其存在的方式和规律，人把握经验的路子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体验、推理、洞察、顿悟都常可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办法。但科学研究却有些不同，它比较强调能重复检验的认知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若不承认和遵循这一点，总似难以避免他人就“严谨性”提出的责难。纯粹的哲理性分析倒是好办，坚守严密的逻辑阵线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相比之下，社会研究就较为费事了。尤其是在作质性研究时，如何把握和呈现社会研究中的经验，十分重要。我们常说的乡村研究就是这么一种研究，在这个话题下，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挑起了一则“公案”。 　　1982年，利奇在其所著的《社会人类学》一书中，对以英文出版的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四本民族志一一予以尖刻批评[i]，并以否定性的口吻提出了两个问题：（1）自身社会研究能否做到客观？（2）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ii] 　　对于利奇的第一个问题，世界格局的改变已然构成了某种批判的“武器”。在旧殖民秩序瓦解的情况下，包括利奇在内的诸多西方人类学家不得不转向对自身社会的研究。慢慢地，西方学界对研究自身社会的正当性也予以了半推半就的认可。由此，单就研究路数来说，在研究自身社会的客观性方面，中国学者未必比西方学者见拙。当然，这并不是说利奇的提问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利奇提此问题时，对旧殖民秩序瓦解后西方人类学的变化不可能一无所知。他之所以还坚持要提这个问题，大概不至于仅仅是因为傲慢与偏见。问题可能还在于，如何在经验研究中避免熟知带来的“视而不见”，确实是应该警醒的。 　　对于利奇的第二个问题，费孝通先生曾在两个场合下给予过回答。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费先生曾以江村为例说道，“中国各地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iii]进而，他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法”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在《重读序言》一文中，费先生进一步分析道，“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iv]. 　　早在《云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一书中，费孝通、张之毅就实践了类型比较法，并就中国农村人地关系、手工业等问题作出了富有解释力的精辟分析[v].由此，没有理由认为它仅仅是用以回答利奇的辩词。不过，大概由于西方学界较专注于学术的有趣性，对学术研究对象——“他者”的经验生活及社会命运则不甚关心，以致未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的《云南三村》，并未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vi]，类型比较法也未引起其兴趣。 　　晚近，一些学者尝试着不是以费孝通式的反驳态度，而是以融入西方话语体系为基础，借鉴当代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发展出的新理论、新方法，探讨个案研究的改进之法。其中，布若威（Burawoy ）所推崇的扩展个案研究法（extendedcase method ，又译“延伸个案法”）引起了较多研究者的重视[vii].例如，朱晓阳援引“延伸个案”方法，对作者在云南滇池边一个村庄所得田野资料进行了分析。作者将延伸性个案视作一种个人或集体行动的“条件信息”，这种条件信息以及其他历史时间下的结构性和或然性条件的交汇，影响特定行动者的行动，从而影响村落社区建设之“现实”[viii].与朱晓阳不同，卢晖临、李雪结合学术史分析对扩展个案法的衍生和方法论特点，从理论上进行了一次论证。作者比较了四种处理个案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关系的方法——超越个案的概括、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法，认为扩展个案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立足于宏观分析微观，通过微观反观宏观，并在实践中凸现理论的功能，经由理论重构而产生一般性法则[ix]. 　　毋庸置疑，朱晓阳与卢晖临、李雪的具体分析进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无论是朱晓阳结合经验材料解读以凸现扩展个案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