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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兴衰成因 传播学视阈下芝加哥学派简介　　在传统观念中，芝加哥学派一般被归属于社会学领域，它是指1893年至1952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卓越的教师与学生，其成员主要包括库利、帕克、杜威、米德等。在传播学领域，芝加哥学派尽管并不为建立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施拉姆所推崇，但其宏大的理论研究成果及质化研究的方法传统对于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及后来的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得到后来几乎所有美国学者的认同和应用，甚至最终被认为是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理论象征；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和“首属群体”概念成为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研究重要的理论贡献；帕克的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理论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了人之社会化的传播形态；米德提出并为其弟子布鲁默所继承和倡导的“象征性互动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人际、人内传播过程的实质和揭示了人的社会化进程的符号本质。二是在实践上，参与传播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实地考察美国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众多现实问题，特别是其城市移民的调查和研究成为美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其理论成果的《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三是在方法上，保存、充实发展了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和方法，最早以定性研究的广阔视野结合定量研究的具体精确。对美国当时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和实用的研究，运用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观察美国社会，终于将传播置于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为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的繁盛之路　　芝加哥学派历经斯莫尔领导的勃兴走向帕克领导下的鼎盛，利用30年的时间在美国社会学领域便牢牢占据领头羊的位置。这种鼎盛既体现在学术思想的高峰和学术人才的涌现，也体现在具体的人才和刊物的垄断上。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单在1893年至1935年间,它就培养了109位博士,硕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翘楚。”①毋庸置疑地成为美国大学中最成功的社会学系。　　正如一切伟大的思想都离不开时代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需要，芝加哥学派诞生以后正是顺利和巧妙地适应了美国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需求。首先，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移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当时“恶行、犯罪和疾病进入城市。城市也破坏了家庭住宅，而代之以旅馆、公寓、分租房屋等。腐败滋生、政治受到损害，以致许多人对民主丧失了信心。”②由此才会诞生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　　其次源于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特点。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③可以说集中了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社会问题，诸如贫穷、社会无序化、犯罪以及人口拥挤等，成为芝加哥学派开展研究的天然试验场。　　芝加哥学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它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当时在美国富有学术影响力的大师汇集于此，这其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保存者、倡导者和发扬者。受其影响，来此学习的学者中，有拉斯韦尔、英尼斯以及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此外，实用主义哲学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成果也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载体。同时，由于实用主义哲学成为“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流行的一个哲学流派,也是现代美国各派哲学中对该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④，也使得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界不得不接受芝加哥学派的领导。　　最终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领导地位以垄断的形式得以体现。这种垄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才培养的垄断；二是对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统治；三是对社会学文献成果的统治，由芝加哥学派主办的《美国社会学杂志》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杂志。 芝加哥学派由盛而衰的背后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预示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之后，芝加哥学派的统治地位开始不断遭到冲击和挑战。1935年，先是一群不满于美国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杂志》永远由芝加哥大学把持的社会学家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领导权。紧接着，由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职业社会学家所创办的《美国社会学评论》掀起了对芝加哥学派学术统治的反叛浪潮。在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顶峰之后，特别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当历史的脚步迈入5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仿佛已经销声匿迹。此时正是传播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架构之时，这种社会学母体的变革对于诞生之中的传播学毫无疑问地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