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人系列讲座张洁专场.docxVIP

“你别管我用什么人，你就验我的货。”这样的一种机制在电影里不陌生，电影本来就是一种包干机制。但是在电视产业里，电视是国家媒体，每天播出，包干的机制这一步迈得特别大。台里后来同意了，大家就开始招兵买马了。好不容易熬到了五月一号，开播了。一算时间，少了一分钟。大家的毛都刺起来了，又紧张起来了。问题出在哪？后来一算，广告只拉了三分钟。还缺一分钟，赶紧通知《焦点时刻》，再往里面添一分钟。《焦点时刻》谈的是影星下海，就在演播室里谈。那个时候《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也是在演播室拍的。为什么演播室那么的多？演播室便宜，来得快，每天一期。那时候谈的是影星下海，那时候《生活时间》做的第一期节目是什么呢？——“夫妻关系大家谈”。但是很热闹，刘德华和杨钰莹的歌，大家看得很热闹，第一期节目就这样出来了。这就是东方时空开播前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状态。我现在就简要的给大家讲，《东方时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什么，给电视产业留下了什么。制度机制方面的不用说它了。我们做《东方时空》这套纪录片，有一个核心词，叫“自由”。“自由”体现在哪，制片人有“选人用人”的“自由”，有花钱的“自由”。我们30多个编导在《东方之子》现场录音制片，所有的开销时间一个人签字就可以报销。这种机制非常地灵活。另外就是用人。那个时候《东方时空》有一句话，叫作“英雄不问出处”。甭管你是哪来的，只要你说你能，他就让你去试。在09年，我到央视14年之后，第一次参加央视处级以上干部的公开竞聘时，回顾东方时空的这个用人制度改革，我说，没有任何门槛、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是央视所有改革里面最伟大的改革。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宪法里面有一条规定，叫“迁徙自由”。实现了么？没有。我当时在云南电视台，属于借调员工。那个时候的地方电视台的借调也是事业在发展，但是都有很多的局限，比如说不能做编导，我做了摄像，不能用新机器只能用旧机器。来到央视以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们会问你，你都能干什么？你说你编过片子、会剪片子，那就让你做编导；你说你会做摄像，他们就让你去做摄像；然后看你长得不错，普通话还过得去，就会让你去做主持人；长得还不怎么地，但跟制片人一聊，聊得特别火爆，他就会让你做策划——因为《东方时空》开了一个新的行当，那就是电视策划。那时候广院的许多老师都是我们的外围策划。没有人会问你说，你以前干过什么，人品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蹲过监狱……没有人问你。这样一种用人制度，我想，自打有人类历史以来，自打有单位以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了。因为在这样的制度面前，人的尊严和人的平等被彰显到了最大的一个程度。当然，你要是南郭先生，那你是混不下去的。什么人都敢用，前提在于他会试用你三个月到半年。三个月就让你去做一到两期节目，就看你行不行，行了就把你留下来。三个月之后，还有点拿不准，那就再试用三个月。半年不行，那对不起，不行就把你拿掉。我这人生性爱闯荡，84年85年我就跑海南岛，我非常知道户籍制度和用人单位对人的流动的限制与要求。我在海南求职的时候，一个部门领导跟我说，“小张啊，我特别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你砸铁饭碗，木头饭碗你总要有一个吧？”可见，一个人要找一个平台的时候、一匹千里马找一个驰骋的疆场的时候，太需要“伯乐”。这个“伯乐”包括一种制度，而这个制度在《东方时空》实现了。我们的（纪录片）第二集讲的就是讲《招人马》，讲当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最后一批电视理想主义者，如何从厂矿、学校、新闻单位、地方电视台、部队来投奔《东方时空》。当年投奔延安，后来投奔深圳，也是这种景象。换句话说，哪个地方有先进的制度，有先进的生产力，就往哪儿去。在所有的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所以《东方时空》这种看似被逼无奈之下对人才敞开了大门，其实构成了中国人才流动过程中最壮观的一幕。“高级打工仔”汇集《东方时空》1993年9月27号，我本来是要到广播学院来充电的。我在云南工作了7年，存款5000元。我带着这5000块钱，离开云南，来到北京，来到广院，他们告诉我涨价了，7500！10天之后，我给认识的《东方之子》的编导乔艳琳打电话，“乔，你们那还要人么？”乔说，“啊，你终于来了！”缘分开始于5月1号，《东方时空》开播那一天，我被昆明电视台借去做总导演和总摄像，昆明电视台搞了了一个大型活动，叫“走遍中华争奥运”，一名残疾人骑自行车，沿着中国的周边转一圈，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正好93年是中国申奥年，第一次申奥，我就跟着走了一路。后来走到北京，《东方时空》已经开播两个月了。我在路上偶尔也看到这个节目，感觉怪怪的，提问的方式也怪怪的，但是因为一路上特别疲劳，就没有去深入地去想。来到北京之后，我跟着主持人陆建华，来采访一个很新锐的残疾人博士，欧亚明。他们磁带紧缺，就用我的磁带给他做摄像，问了第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残疾人，做到正常人都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