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的追寻弗兰克之意义疗法.docVIP

生命意义的追寻——弗兰克之意义疗法 汪新建 南开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神经症，都需要有它的心理疗法。今天，科技的突飞猛进与传统的土崩瓦解使人们面对纷至沓来的选择、机会和风险，无所适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生存的意义与本质。伴随着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产生了烦心的焦虑、极度的苦恼和难奈的空虚。弗兰克始终把对生存空虚与生存挫折的关注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并发展了意义疗法。几十年过去了，蔓延的无意义感使得他的意义疗法日久弥新，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回顾其思想，当有益人心智、发人深省之处。 1 理论背景及其发展 弗兰克的职业生涯以精神病医师为开端。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名成员，此时他是以精神分析学说为指导的。在其治疗实践与教学的过程中，弗兰克受到存在哲学家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存在哲学与心理疗法。但是弗兰克并未排斥弗洛伊德。他认为，每个个体包含三个维度，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前两个维度，尤其是心理维度的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它忽视了精神这一人所独具的方面，因而对人真实图象的描绘是不完全的、不准确的。弗兰克视意义疗法为一种补充性的治疗方法，通过填补精神这一领域，完善了精神分析[1]。据此，弗兰克对精神分析学说作了修正。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1)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的原始力量，而非因本能驱策力而造成的续发性合理化作用。这种求意义意志与弗洛伊德的求乐意志(the will to pleasure)和阿德勒的求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是不同的，它是人最深刻的动机，是最具有人本质特征的现象，因为动物寻求快乐和征服，却不懂得生存的意义[2]。快乐意志不是根本的。人们实际上所要追求的最终并不是幸福生活本身，而是某种构成幸福生活的因素。然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作为幸福和快乐根据的意义意志被扭曲为对幸福的一种直接追求，扭曲为快乐意志。随着快乐成为注意力的唯一内容和对象，快乐的根据溜走了，而快乐效应也很难再出现。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权力意志。就意义实现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前提条件联系起来这一涵义而言，权力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使自己局限在实现目的的手段即权力中，本身就是神经症的表现。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二者都是从神经症患者身上得出其诊断，必然误解人原初的意义取向[3]。 2)精神分析所采取的“泛决定论”是极为错误与危险的。诚然，人总是受制于一定的条件，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环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决不是自由的。但人存在着意志自由，人面对任何情境有自由地采取某种立场、态度的能力。即便是神经症甚或精神病患者，在症状的肆虐下仍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基于此，弗兰克对精神分析“泛决定论”表现的非人格化，非人道化倾向表示不满，并提出自己的精神医学信条：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但仍保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4]。 弗兰克也未原封不动地照搬存在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超越：人总是超出自身而朝着某物或某人，一个人越是在他的使命中升华、越是献身于他的伙伴，就越成为他自身。弗兰克还提出了“超越的意义”(the supra-meaning)这一概念，特指那种超越了人的理解范围的终极意义。而且，终极意义因每个人选择精神维度的形式及运用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他认为人并非如同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言，要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无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5]。弗兰克的理论与此前的存在分析也不尽相同。存在分析(daseinanalyse)是关于人丧失存在意识从而处于一种可以诱发精神病的思想状态的理论。而弗兰克的存在分析(existenzanalyse)则是对那些对自己存在的看法有偏差的人的心理治疗方法[6]。 2 基本理论与概念 弗兰克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是其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有三个特征使之与动物区分开，其一就是精神性(存在性)，第二个特征是自由，第三个特征是责任[7]。其中，精神性是弗兰克最有特色，也是最有争议性的概念。精神性并无宗教含义，它与生理、心理一样，是构成完整自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精神维度与潜意识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自我超越的力量，实现对价值和意义的自由追求[8]。在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假定下，弗兰克讨论他最为关注的动机、生存空虚和存在挫折问题。 弗兰克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求意义意志。意义不能被制造，只能被发现。生命的意义并非是抽象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价值。求意义意志也不是心理动力意义上的驱动力。价值观并非人的内驱力，它不能推动人(push)，而是吸引人(pull)。它包含着个体的选择与决定。比如，人不会被驱使去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