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doc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的总结，一定会触及中国经济成功是否创造了一种发展模式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成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并建筑在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竞争格局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同，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有所区别。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造；“中国模式”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已进入“而立之年”。这一标志成熟的年份，引起人们许多的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到底得益于怎样的因素?2008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光华新年论坛，其主题就是“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和展望”。两位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吴敬琏，对改革三十年的得失做了评价。谈到改革的成就，厉以宁选择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而吴敬琏选择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二三中全会后全面改革、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两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谈的都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问题。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上述论坛中谈到的，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1978年划了一个分界线?其主要的区别就是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不断的改革中，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创新过程。回顾这段制度创新的历程，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实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应该是一个制度创造的过程，其结果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模式”。本文拟深入地分析这一制度创造的历程，并对这种制度创造加以评价。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探索对制度创造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为适应迅速工业化战略、更由于长期落后挨打凝结的改变民族命运的期盼，我们选择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除了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外，它具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在经济资源相对缺少的情况下，能够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因此，必须改变一种认识，既然计划经济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开始为什么还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或者这种体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并且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那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错。如此，为什么在后来要对这种体制加以改革?这确实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说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只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概括地讲，后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没在经历了初步探索后，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提出的一种新要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资料表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中国从建国初一个农业占绝对比例的典型农业国变成了具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国家，到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就超过了第一产业。另外，我们在这种体制下还办成了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同发展程度无法想象的大事，如“两弹一星”等。在此，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认识，即当说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时，人们不惜赞美的辞令，而谈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时，就感觉是一片漆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偏见，表明对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不过，对于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缺乏持续的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都表现得非常高效，是由于这个时期能够提供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条件。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集中资源，而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可以为这种集中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人们富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建国初很容易由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而成；最后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尽可能地完备信息，而这一点在建国初期相对简单的经济结构状况下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中国建国之初较好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特殊条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最优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而，进一步分析这些满足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无法持续。国有经济垄断资源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而使本来并不丰富的资源变得更加紧缺，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资源的效应越来越小。而人们的政治热情是难以长期保持的，因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失去了一种有效的支撑。至于完备的信息随经济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也难以获得。正是随经济发展而丧失了这些基础条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