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和陈寅恪热没多大关系..doc

陈怀宇 我的研究和陈寅恪热没多大关系 ??????《新京报》??2013.07.20 2013年5月陈怀宇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讲演。 陈寅恪早年在柏林留学时的照片。 陈怀宇 1974年生，江西樟树人。旅美历史学者，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史、宗教史、近现代思想学术史。200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在日本、欧洲游学。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再见陈寅恪·寻觅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文章中，将陈寅恪的学术分为三个阶段——“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之降民族文化之史”“心史”，形象地概括了陈寅恪一生治史的变化历程。1998年，余英时在普林斯顿大学遇见了来自中国内地的博士生陈怀宇，他将自己两本最看重的著作签名送给了这位年轻的学生。也许余先生不会想到，陈怀宇会就此接棒，也走上了陈寅恪的研究之路。陈怀宇的新作《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在诸多汗牛充栋的陈寅恪研究著述中，独辟蹊径地利用他在海外的资源优势，更深入地挖掘陈寅恪早年在西方留学时的师承、同窗以及思想源流，并破除寄托在陈寅恪身上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神话”与传说。对于已经被演说过多的陈寅恪热，也许有正本清源的“清热”之用。 对话 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陈寅恪成长的历程，和他对学术的理解，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学术坐标里。人们把陈寅恪当做知识人的典范，但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学术。 “只是对他的学术很感兴趣”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陈寅恪，产生研究兴趣的？ 陈怀宇：应该是1992年、1993年，有二十年了。当时我在北师大读历史系本科，老师施建中是做隋唐史的，他是王永兴先生的学生，王永兴就是陈寅恪的学生。我那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陈寅恪的学术，但真正研究他是从2005年才开始。 我那时博士刚刚毕业，恰逢清华大学纪念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请人演讲，我看大部分人都在讲陈寅恪和他的学生怎么杰出，我就讲了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和白璧德的交往。那时他和吴宓都在哈佛留学，吴宓的日记讲到他们去白璧德家谈论佛理佛学。因为这样的机会我进入到陈寅恪的研究。 新京报：你写到当时在普大留学时，跟余英时有交往，启发了你书中的一些想法。 陈怀宇：我去普大时他还没有退休，在课下跟他有很多谈话。我问余先生，您觉得哪一本著作比较得意，余先生就说《论戴震与章学诚》，还有写陈寅恪的书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余先生把两本书签名送给我，我对这两本书特别在意，后来我用他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方法，研究陈寅恪和赫尔德，这是对我的影响。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陈寅恪热？ 陈怀宇：我觉得陈寅恪热和国学热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的一部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有一个转移，很多学者从西方思想开始转向对国学的关注。包括季羡林先生，他本人的领域其实和国学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也加入到这个合唱中来。 大家看到他晚年不屈不挠的那种精神，以这种精神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安慰，把他当成知识人道德的典范。我的研究，其实和陈寅恪热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对他的学术很感兴趣。我很关心他那个时代到底和世界学术有没有脱节，或者说有没有接轨的问题。现在的学者都在谈接轨，国际化。 “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他成长的历程” 新京报：陈寅恪在德国学的主要是东方学，和季羡林的学术路线很相似。 陈怀宇：季先生其实是因为受陈寅恪影响走这条路线。他当年是学德文专业的，去听陈寅恪的课，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崇拜他，有精通十几门语言之类的传说。还有周一良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听说陈先生在清华开课，就到清华去听陈寅恪讲佛经翻译文学。后来，季羡林去了德国读印度学，周一良去了哈佛，读佛教学。 新京报：你后来是怎么样设想把陈寅恪放在早期西方的学术大背景下来做考察？ 陈怀宇：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他成长的历程，和他对学术的理解，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学术坐标里看他的地位。很多人谈陈寅恪时，基本是讲他个人，他当然很杰出，但我想考察他和世界学术之间的联系，或者差距，或者他超出世界学术的地方。 后来我追溯他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也和我的专业有关。他是中国史现代研究的奠基人，以前传统的古代史研究沿袭乾嘉考据，注重名词、典章文物的研究。他提出当时人看来有点石破天惊的想法，是讲种族和文化的问题。另外，我想他是第一个把当时唐朝帝国的位置放在亚洲史中来看。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看中国历史要从三个层次来看，从中国看中国，从亚洲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陈寅恪、梁启超这些人都已经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这本书的主线是写陈寅恪跟赫尔德的关系。 陈怀宇：赫尔德在德国是很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老师是康德，同学是歌德，康德和歌德比他的影响大多了，他的光芒已经被掩盖了，但实际上他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