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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解放思想才能发展混合所有制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了。但迄今为止，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中仍然占比过高，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经济组织管理模式仍制约着整体经济发展，一些经济领域国有资本仍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效率问题突出，亟须引入其他类型的资本改变公司治理、增加活力。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次明确肯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后，有关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讨论迅速成为市场和媒体的热点。 　　有两种观点在讨论中比较集中，一是认为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国企进一步改制，提高竞争力，还有利于市场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给民营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二是认为混合所有制只不过是最终解决国有经济活力和效率的权宜之计。显然，不同的认识，会带来不同的实践，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打破“控股比例”思维定式 　　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需要厘清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概念，突破“控股比例”的思维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有关国有经济地位一贯的政策表述，其中的“主导作用”，包括“控制力”和“影响力”本应是宏观经济维度下的总体情况，但在实践中被简单地以国有资本的“控股比例”去衡量，成为微观经济维度下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业的某一类企业股权结构的标尺。 　　从本质看，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其控制力及影响力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保障民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如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其他附加其上的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控制力和影响力主要应体现在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方面，提高对国民福利的贡献方面，体现在引领科技创新方面。 　　从这些维度衡量，首先是看国有资本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何作为，如在绿色低碳经济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引领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看国有经济为全民福利提高及促进社会公平所做的持续贡献（从税收、国有资本利得上缴、促进就业、公益等方面）。 　　以此观之，当前影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控制力的关键因素还是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问题及国有资本的回报率问题。不论从宏观经济层面还是某一具体行业或企业，在一个低效的国有经济体系下，国有经济比重越大，对国民经济和国民福利的负作用越大，因此必须破除“控股比例”旧思维，建立如下新思维：凡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股权结构就是合理的、应实行的。 　　2006年，国资委曾划定国有经济保持绝对控制力的范围，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规定这些行业的央企国资须保持独资、绝对控股（包括对重要子公司）或相对控股，另外，对于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行业的央企，国有资本在其中保持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 　　这种控股要求是否有利于产业和企业长远发展呢？答案显而易见。上述行业的央企大多在效率方面仍明显落后于国际同行，特别是资本回报率。在竞争性领域的很多央企更是步履维艰，例如汽车制造，几家央企这么多年除了靠合资品牌支撑，难有作为。还有一些央企这些年已经陷入严重经营困境（例如航运企业），急需资产重组，引入外来资本盘活企业，保证国有资本不进一步缩水。如资产都亏光了，还拘泥于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有何意义呢？ 　　国有经济在经营领域的表现就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在某一行业及某一具体企业的持股比例应根据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战略不断调整，即考虑国有资本投资回报选择投入和退出的时机和方式，而不是笼统地规定对哪一类甚至是哪个具体的企业要保持什么样的控股比例。企业如同资本的“躯壳”，“躯壳”可以灭失，资本却要在流动中获得新的寄托并成长。从这个角度，国企甚至央企，都不应是用国家信用去背书的、永不灭失（被收购或破产）的经济组织。 　　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指国家在企业中拥有的权益）的概念是不同的，且 “控制”和“控股”也并非等同的概念。国家增加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方式不单有通过国有资本控股的手段，还可以采用行政手段（如国家对土地等资源的绝对控制，所谓的“国家金股”其实也是一种国家对企业控制的行政手段）。在控制经济的宏观走向和微观运行方面，我国政府一向具有超强的行政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某些企业保持“绝对控股”，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另外，我们注意到，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所谓“国有资本放大功能” 就是指国有资本通过分享发展空间以调动和组织其他类型的资本从而放大了自身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贡献，而“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