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难题：西方如何看待难民、移民问题.docVIP

“他者”难题：西方如何看待难民、移民问题 　　Y 　　难民潮和移民潮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原因;“自我”与“他者”间的和谐共处，也是一个涉及文化、心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的、长期的过程。标本兼治，方可正本清源。 　　一个时期以来，地中海上驶向欧洲的偷渡船、难民船的数量不断增加，与之相伴的则是触目惊心的海难事故和西方社会不断的争论。近来最大一次事故发生在今年4月下旬，一艘难民船在地中海遇难，共导致约800人身亡。当时这条仅仅20公尺的船上竟然挤满了800多名难民，他们大部分被锁在狭窄的船舱里或挤在甲板上。这一事件在公众道德领域产生了强烈冲击，引发了欧洲内部的激烈争论。据报道，今年迄今至少已有1750名难民在从利比亚偷渡到意大利途中葬身大海，是去年同期的30倍。由于难民船大多为破旧小船，在海上发生事故的几率很高，加上很多欧洲国家对接纳难民采取消极政策，使得难民们的求生之旅往往变为赴死之路。 　　接不接收、怎么管控、如何救援等因难民和移民问题而引发的争论，一直困扰着西方。时刻侵蚀着人道主义良知的是这些外来者给西方社会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安全隐患等，这些问题让西方国家不堪重负。不管难民问题还是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都成为挑战西方社会价值观和秩序观的棘手问题。 　　哲学思考：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副产品？ 　　难民、移民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希望通过转移地域生活空间，换取人身财产安全与未来生存发展希望。从后殖民理论角度来说，西方社会很多人心里对世界秩序和文明体系的构建往往会选择“他者”和“自我”。“自我”是西方主体性的存在，殖民地人民则是“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说，西方将“自我”之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他者”的存在反过来更好地确定了“自我”的身份地位。“他者”在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几乎都落后于“自我”，既需要“自我”去开化、帮助，同时也遭到“自我”的蔑视。这样的思维模式透露出的是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色彩。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现代性在全球狂欢式的胜利，加上新的全球性或地区性无序状态，催生了大量的“废弃生命”。难民、非法移民甚至包括部分合法移民都被贴上了“废弃生命”的标签，成为稳定社会面临的外来威胁。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他深刻地指出，现代性是众多民众被作为“废弃生命”来对待的重要原因;而当面对“外来者”涌入的时候，所谓的“内局群体”会感到自身受到巨大威胁，因为这些“特殊外来者”和难民不仅代表着一种“我们身边的陌生人”，而且包含了“巨大的未知因素”。此外，这些人还给这里祥和的家园带来了“远方战争的杂音和残破故地的腐臭”，从而使得原有居民惊恐地认识到，他们所拥有的安全、熟悉的生活外壳，是会被如此轻易地粉碎或压垮，而他们那种安居乐业所带来的安全感是如此的具有欺骗性。就像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流浪者的土地》中指出的，难民就是“噩耗的前兆”。 　　经济作用：注入活力还是威胁就业？ 　　西方社会长期受到移民问题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的物质富足对战乱贫穷地区人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西方社会在国家经济起步发展阶段，对外来民众基本持开放欢迎态度。接纳难民，可以印证西方社会的文明民主程度并满足部分人的人道主义之心。吸收外来移民，能较为显著地增加国内廉价劳动力数量，提高国内消费能力，同时吸纳不少海外投资。不过，即便如此，不少国家在种族、宗教等问题上一直对外来移民有所区分甚至限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外来移民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肌体运转所需动力而有选择地接纳的，也就是说这种移民政策必然会随着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而演变。 　　最为明显的就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国内经济形势调整，大多数西方国家内部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就业难度上升、社会福利支出紧张，从而引发了对这些代表“他者”的难民、外来移民态度的变化。欧洲国家近些年出现的排外现象，正反映出本地人对外来难民和移民的抵触情绪，这其中经济因素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因素。举个例子来说，按照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应对难民承担责任，包括赋予其合法身份，提供公共教育、医疗和救济，在就业、住宿等方面也要予以援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旦接纳了难民，就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待遇，这对社会福利比较发达的欧洲社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谋生不易的情况下，不少本土公民认为那些外来低廉劳动力不但对自身就业构成严重威胁，并且还从本应由他们享有的社会福利中分走了一块蛋糕。德国的新纳粹分子就将东欧、土耳其等地移民作为攻击对象，其煽动口号包括夺回德国人就业机会等内容。再看美国，遍布美国的非法移民多达1000多万，很多变成廉价黑工，抢夺了合法公民的就业机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