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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与他的家族：对中国的情谊 　　芭芭拉?塔奇曼认为，史迪威这位美国人的中国故事是美国自近代以来直到“别了，司徒雷登”这一段历史中，充满希望、尝试和误判的“在华经验”的一个缩影和象征。 　　1944年春，缅甸北部的山林与河谷中似乎总在下着漫长的雨。“下雨。天啊，又下雨了。”史迪威在战地日记里不耐烦地写道，“每一滴雨都刺伤着我。”雨中的丛林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潮乎乎的军服、帐篷和被褥令人心烦意乱，更糟糕的是，雨水使道路变得泥泞，也迟滞了通过空运进行的后勤补给，让部队的战斗准备变得艰难而混乱。史迪威的计划是，迅速向密支那的日军展开攻击，越过这个缅北重镇，打通与中国本土的接触，而现在，他不得不用许多时间来等待。 　　在焦灼的等待中，这位美国将军迎来了61岁生日。3月19日，在简陋的营地桌子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巧克力蛋糕，仿佛“森林里出现了奇迹一般”。史迪威穿着一件旧毛衣站在桌边，用一把雨林里常见的军用砍刀切开蛋糕，分给手下的军官和士兵。史迪威的好友、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郑重地发来贺电：“你的工作对于这次战争和中国的将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好的生日礼物是：史迪威的部下们打了漂亮的一仗，突破了坚布山天险，进入了孟拱河谷。“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已经证明了中国人能打仗。”史迪威在给夫人的信里写道，“你也许还记得当初几乎没人在这一点上赞同我的想法。” 　　史迪威在家信中提到的“想法”，就是相信“如果得到正确的指挥、合适的装备、良好的后勤和医疗保障，中国士兵可堪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一战”。史迪威的外孙、和自己的外祖父与父亲一样也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约翰?伊斯特布鲁克（John Easterbrook）上校说：“对于这一点，他从未失去信心。”当时史迪威目睹的中国，仍是一个在近代以来每一次对外战争中都打败仗、备受讥嘲轻视的国家，他对中国军人的信心源自何处？ 　　作为一个曾接受多年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的美国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心目中“美国最好的军长”，史迪威对于他所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特别是其上层人物的缺点，其实有相当清醒的判断。在写于1944年的私人文件里，他冷静地分析国军“装备陈旧”、“缺乏训练”等弱点，并认为中国军队既缺乏主动进攻的意志，也缺乏追求胜利的信心，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军队是其长官的“私产”，最好不要在与强敌的战斗中消耗掉。总司令蒋介石本人就曾在多个场合宣称，国军的三个师也无法与日军的一个师团对敌，在这种情形下，还怎能指望国军在面对日军的时候充满斗志呢？ 　　不过，史迪威对普通中国士兵却一直怀有尊重和好感。在自己的笔记里，他称赞中国士兵“不屈不挠，任劳任怨，诚实忠诚……所取甚少而时刻准备着贡献所有”。根本来说，他的这些判断来源于他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敬意――“对我来说，中国士兵最好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我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怀有信心：根本上是伟大的、讲民主的，但受到了不当的管理，没有种姓和宗教界限……诚实，节俭，勤劳，愉快，独立，容忍，友善，谦恭”。史迪威对中国人民的这些看法，不是在战时才形成，而是他在多年以来与各式各样中国“老百姓”的交往中逐渐获得的，最终，这成为他不可动摇的信念。 　　史迪威每次来到中国都是以不同的身份。最初是1911年，作为一个新婚的、年轻的美国军官，以旅游者的眼光打量辛亥革命中的中国。随后是20年代，作为美国陆军学习中文的学生被派驻中国。30年代，他又成为驻华美国使团的武官。最后，美国参加“二战”之后，他作为最适合的人选，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美国援华物资的总执行人，以及蒋介石的参谋长。在这些经历中，“1921年在山西筑路的经历，对于他形成对中国人民的好感与敬意，是关键的一段”。约翰?伊斯特布鲁克说，“是在这一次，他最初对中国人民的品格获得深刻的了解”。 　　在长达10年与中国人民的交往中，史迪威一直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堪称高贵的品质――超越种族、阶层和文化差异，与人平等相待。约翰?伊斯特布鲁克说，他深深崇敬的这位外祖父“在旅行中，始终和普通中国人打交道……同吃，同住，同行，这样他便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与个性”。他们之间因此也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我看过好多史迪威早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们在北京住的时候，老百姓敲锣打鼓地给他们家送很大的匾额，写着‘扶危济困’，他们家的仆人跟他们的关系也特别好，他一直有个中文教师管文纯，后来是史迪威家给他办的葬礼。我听约翰讲他曾在过年的时候把那一条街上所有的乞丐和穷人都请到他们家去吃饭。对美国军官来讲，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史迪威研究专家、学者章东磐说。这种平等感是贯穿史迪威一生的品质，也使得他一生珍视与普通中国人的友谊。史迪威奖学金获得者、曾经在史迪威长女史文思（南希）家里住过两年的黄开蒙也记得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