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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治庸的困局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推进，特别是严厉反腐、狠抓作风，一些干部虽然不敢顶风作案了，但也不干事了，遇事推诿、办事拖拉，回避矛盾、敷衍应付，成了“为官不为”的庸官。2015年7月，中央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针对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特别是对虽无大过及违法乱纪，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胜任的干部进行组织调整，作出了明确规范，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用人导向的重要举措和制度保证。 　　尽管贪污腐败在历史上从未根除，但人们也总能找出不少皇帝肃贪、名臣治贪的事迹，而对于治庸，却似乎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纵观历史，甚至还能发现不少庸碌一生、唯诺一世的高官老臣最后却极尽哀荣，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求得善终，比起那些慷慨激昂、宁折不弯、头破血流的清官能吏，不知幸运到哪里去了。 　　治庸，历来是吏治的难题。 　　庸官的特征 　　古人曾说：“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作为一名合格的官员，廉政无疑是最基本的前提和底线，但同时也要勤政、善政。就是说，不但要做一名廉吏，还要做一名能吏;不但要重视个人操守，还要追求事功造福，绝不能以为只要不贪不取，便做庸官亦无妨。庸官之害，某种意义上不亚于贪官，正如明代思想家、政治家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言：“无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清代一名长期在基层任职的官员谢金銮更以切身经历和感悟指出：“居官不要钱，不过于贪赃一律可告无罪而已，其实算不得好官。做官须替百姓办事，方为称职。”庸官的实质，是视官职为儿戏，贻误百姓，拖累一方，其害同样 　　甚矣！ 　　如果说能吏的标准在人们心中还不尽相同，庸官的形象却可以说比较一致了。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一是遇事先躲一边，坚决不开口、不表态、不惹是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庸官奉行的第一要义。北宋仁宗嘉?v年间的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孙?\为人“性淳厚，无他材”，“多病，志昏”，但官运倒是亨通，从进士高第起，一路向上直至官居参知政事（副相）。不过，从他在参知政事任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其为官之道了：“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对立拱默，未尝开一言。”尽管如此，他的官运似乎还未到头。当时枢密使张?N告老退休，按照惯例，当由孙?\递补接任，这下可算是把朝中大臣吓坏了，都担心孙?\“必不能胜任”，最后还是殿中侍御史韩缜大胆上书，并得到宰相韩琦等人的支持，才禀奏仁宗，给孙?\另找了一个虚职安顿。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同样深谙此道，其为相16年，随时俯仰，无所建树，上殿奏事只说“取圣旨”，神宗问其意见只说“领圣旨”，退朝交办事项还只说“已得圣旨也”，被人笑称为“三旨相公”。 　　二是在其位不谋其政，遇到问题能推就推，推不了就和稀泥。矛盾来了绕道走，出了问题躲着行，一团和气，从不得罪人，是庸官处世的人生哲学。东汉胡广为官30余年，历仕安、顺、冲、质、桓、灵六朝，官至太傅。胡广为人练达，明习旧制，通晓朝章，然而一生奉行中庸，“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时人称之“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显然嘲讽多于肯定。武则天时期的苏味道更是将此宗旨发挥到了极致。苏味道任相期间，“依阿取容”，曾向人坦白：“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两端可矣。”简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也因此被人讥称为“苏 　　模棱”。 　　三是身无长技、腹无良谋，平常工作尚且左支右绌、手忙脚乱，重大问题面前更是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庸官往往胸无点墨、事无主见，主观上固然不敢负责，客观上却也无力担当。唐玄宗开元年间，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事无大小皆推给姚崇，被人称为“伴食宰相”。姚崇有一次因事请假十余日，结果“政事委积”，卢怀慎“不能决”，惶恐之下只得入宫向唐玄宗请罪，唐玄宗倒是宽容坦诚，对他说：“我以天下事委姚崇，你主要是坐镇雅俗，给天下人做个道德榜样就行了。”后来姚崇复朝，“须臾裁决俱尽”，才算是给卢怀慎解了围。 　　庸官的成因 　　以上列举了历史上著名的庸官典型，但应当说，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自然不会全无是处。如卢怀慎虽被称为“伴食宰相”，但为人“清谨俭素，不营资产”，“所居不蔽风雨”，甚至妻子儿女都“不免饥寒”，难怪会被唐玄宗树为道德楷模。这也说明，国之重臣，不可不慎，但凡有点滴缺失，都会被人看在眼里、记在史上。 　　事实上，使百姓产生强烈不满的，更多的还是遍布官场、大大小小的庸吏。如果说高官重臣由于位尊权重，众目睽睽之下还不敢肆意妄为，这些人则因为无人关注，而更加肆无忌惮，该干的事不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对百姓呼声听而不闻，某种程度上，他们正是对吏治造成普遍性伤害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