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将家庭外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docVIP

简论将家庭外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摘 要：近年来家庭外虐童行为数量的增加，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刑法理论界也针对“能否将家庭外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集中于三种途径：一是对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做适当的修改，特别是对其规定的犯罪主体范围做出修改；二是通过结合具体案情，考虑能否适用刑法中的其他罪名对家庭外虐童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三是部分人士提出的“单独增设虐童罪”的建议。将家庭外的虐童行为作为犯罪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究竟有无必要？三种观点各有怎样的可取之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结合个人的观点，在下文中对将家庭外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家庭外；虐童；刑法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6-0137-02 　　作者简介：张鑫慧（1988-），女，汉族，河南人，法学硕士，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书记员，研究方向：刑法学、检察学。 　　一、对家庭外虐童行为进行刑事制裁的必要性 　　（一）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刑法和刑事司法制度都是因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必须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这样才能够发挥其保障人权、维护和平的作用。而在当前社会中，儿童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儿童参与家庭以外各种社会关系（例如保姆依照与儿童监护人的合同约定和一般行业惯例对儿童进行照料、幼儿园和学校教师对儿童进行的教育和在校管理等）的时间和机会都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型城市，儿童的父母工作强度较大，往往缺乏充足的时间对子女进行亲自的监护和抚养，加之其高度重视对子女在智力教育方面的投资，通常将子女长时间置于保姆、教师等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的直接管理甚至控制之下，儿童处于这些家庭外人员直接管理状态下的时间远远超出了父母亲自监护、抚养、教育的时间，甚至连幼儿园和学校的正常放假时间内，儿童也往往不由其父母直接监护，而是被交由家庭外成员（如业余培训机构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换言之，当今社会，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父母对年幼子女的监护、抚养的权利和义务，已经难以直接实现，这些权利和义务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合同关系等方式被转移给了家庭外的人员。保姆、教师等家庭外人员，成为了事实上对儿童直接提供监护、抚养条件（虽然这种提供行为其实是合同约定的义务）的人，他们是否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不仅关系到履约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儿童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作为儿童的直接管理、照料者甚至部分情况下唯一能够为儿童及时提供保护的人，他们不仅应承担民事义务，也应承担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即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保障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转变观念的要求 　　虐童行为的屡屡发生，归根结底在于行为人忽视儿童的合法权益，而这种忽视儿童合法权益的观念由来已久。部分保姆、教师等对儿童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员仍然持有“棍棒教育”、“不听话就打骂”等简单粗暴、完全忽略了儿童成长规律和身心健康的不当观念。对于那些已经因这种不当观念的影响而实施了虐童行为的行为人而言，如果仅仅采取辞退、解聘等民事处罚或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很难对其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而促使其尽快改变这些观念，也很难产生对其所属群体的警示效应；同时，部分管理儿童的人员对于虐童行为还持有“反正就是打了几下，也没打坏，没什么事”的不当观念，但实际上，由于儿童身心发育处在稚嫩的阶段，许多虐童行为虽然对儿童的肉体并未造成轻伤以上程度的伤害，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损害却相当严重，而且可能导致时间较长的不良影响，其损害结果往往并不亚于长期、反复的虐待行为。因此，根据行为的具体情节，对家庭外成员的虐童行为进行必要的刑事制裁，也是促使儿童管理人员转变观念、重视儿童身心健康，从而更好地保护儿童的必要举措。 　　二、将家庭外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途径 　　（一）对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进行适当的修改 　　在刑法理论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对家庭外虐童行为进行刑事制裁的讨论中，最主要的观点，集中于“对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进行适当的修改”这一途径，特别是该条文规定的犯罪主体范围。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该条文将虐待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被害人的家庭成员，似乎过于狭窄，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人特别是儿童、老人等的监护、抚养、教育、扶养等工作并非由其家庭成员直接进行，而是由保姆、教师、护理人员或福利院、敬老院等社会机构的管理人员进行的，而如果按照现行的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如果上述管理人员长期、反复地对处于其管理状态下的人员进行肉体或精神上的虐待，则无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