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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创作的叙事风格解读 　　摘要：莫言作品在言说的气质上具有异质性：以民间立场消解官方话语，凸显自由意志以颠覆压抑人性的文化传统，以土匪形象解构典型英雄。为了达到言说的目的，莫言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并在感觉与语言、人称与视角、声音与色彩、文体与结构等的综合使用上具有探索性与实验性，尤其以站在民间立场的写作引人关注。如此手段的运用，虽然给莫言作品增色不少，但也产生局限性的瑕疵。 　　关键词：莫言 小说 叙述 特征 　　引言 　　莫言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从主题到语言、结构、视角，莫言的创作一直引人关注。究其原因，大概在于莫言创作的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自我构建，其作品深深地打上莫言个性化的烙印，尤其体现在莫言小说叙述上的变革性。 　　一、言说的气质――异质性：解构、反讽、颠覆 　　莫言小说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反叛性：从主题思想到写作手法与经典文学作品背道而驰，在寻求创新的同时还对文学经典进行颠覆、解构、嘲讽，践行了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主张。 　　（一）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 　　“所谓的民间立场就是自觉抛弃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切实地立于大地，去感受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同时追求一种贴近民间美学风格的艺术形式”。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中，莫言区分了两种创作心态：一为“为老百姓的写作”；一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 　　莫言的创作即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民间立场来消解官方话语权，他以笔下民间的土匪代替典型的英雄，而不是以塑造典型英雄来教育鼓舞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这种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的消解，首先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理性的解构。《红高粱》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试图突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反感理性化处理历史人物命运的方式，注重描写个人历史的丰富多彩，将历史生活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结构策略就是讲述被历史理性所忽略的民族个体的感性生存状态和民族文化等隐秘部分内容，这样的英雄是崇高的，亦是痛苦的，因为他失去了凡俗人的人性――真实性，英雄活在理性世界的枷锁中，缺乏情与欲的表达，而这种真实的人性在余占鳌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其形象更加生动，贴近生活，他骨子里那种超脱放大及拒绝受他人领导的无拘无束、超越是非观念的土匪精神是他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二）自由意志与人性压抑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礼，强调为政以德，在中国最主要的关系是伦理关系，最高的评价是道德上的褒奖。究其根本，中国文明是伦理道德本位的文化，以道德来统帅个人、家庭、社会，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轻视个人的欲求，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神文明是功利性的，中国人强调道德，注重人的品质无非是以道德约束人性，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而且其道德是莫言有感于种的退化的趋势，通过他的艺术世界体现出肯定生命张扬自由意志的最终意图，通常是通过描述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冲动，以此对传统礼教束缚的挑战；二奶奶恋儿临死前一段奇异得经历呼天抢地的野性，让我们看到高粱地里普通女子所拥有的胆气；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庄重而安详地死去，死前的独白不啻于一份生命赞歌。 　　（三）反叛与典型 　　莫言是想象力丰富且不拘一格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叛逆性，是对文学典型的一次变革创造，在与典型形象的对比之下，叛逆形象显得生机盎然，是另一番风景。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更为大胆、叛逆，以戴凤莲、孙媚娘、上官鲁氏为代表，其叛逆性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中。《红高粱》里的戴凤莲刚满十六岁就出落得丰满美丽而富有生命力。她渴望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里消除了今生的寂寞，但她的丈夫是个缺乏生育能力的麻风病人，她诅咒父母的狠心，她临死时的反问天地，使她的叛逆性与对生命的热爱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是魅力十足的女性，但她的丈夫自然条件不好，没有生育能力，她的八女一儿的出生是她主动寻找男性的结果，以此为她在家族中赢得地位，她以如此大胆之举宣告她对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反抗，也是对传统礼教的蔑视。 　　总体来看，两位女性的狂野追求都只为满足情欲，情欲的本能本应该得到满足，因此她们的追求值得肯定，她们的举动是对传统中国妇女的超越，对于当下妇女解放问题有警示作用，启示我们应该破除男尊女卑的观念，提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给女性更多的关怀。 　　二、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感觉与语言、人称与视角、声音与色彩、寓言写作 　　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可读性强趣味性浓，是因为他能够娴熟地驾驭各种手法，增加文本的内容深度，使得文本结构富于变化性、新鲜感。 　　（一）感觉与语言 　　莫言具有良好的语言感觉，他的感觉借助于语言而得到更加贴切的表现。有评论家用“汁液横流”来形容莫言在语言上的冲击力，莫言式的语言直接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挂钩，其语言随着他的想象力而自由